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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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高中小说教学两种现象引起深思：其一，学生喜“看”恶“学”。高中生喜欢看小说，尤其是武侠和言情小说是不争的事实，甚者为之入迷。但小说教学课堂沉寂激不起半点漪澜，每逢小说教学单元的晨读课总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学生厌恶学习小说，似乎也成事实。难道是选文的原因吗？不是。入选高中课文的小说，哪篇不是吹尽黄沙方始得的“金子”？许多学生先饱眼福即是明证，而由课文小说改编的影视节目，学生更是“津津乐看”。可见，原因得从“看”和“学”之间差别中找。笔者认为，学生喜欢“看”小说，因为有文本自由选择权，更把“看”小说当作一种消遣，但不可否认，大多数学生所好所迷的是小说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而“学”小说，得阅读已定的文本，成了学习任务，心情自然不轻松。倘能入其港、品其味，可能也会乐此不疲。可惜我们的小说教学却缺少这样的魅力，学生只好偷着乐，明着困了。

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其二，教师重“析”轻“品”。教师习惯把教学重点定位为分析课文，在小说教学课堂上，则表现为析情节、析人物、析环境，堂堂如此，课课一样，忙得不亦乐乎。而所谓的“分析”，大多建立在学生“看”小说初步印象上，进行演绎式讲解。如分析小说人物形象，老师往往会迫不及待的提问：某某是一个怎样的人?学生则以堆砌形容词类修饰语回答了事。稍好些，不过再让学生把这些修饰语当作标签贴到文本相应位置。至于人物言行举止所透露出来心理可不去揣摩，言语特色也不去品味。架空分析，学生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归的遗憾；囫囵吞枣，学生因尝不到味道而食欲不振，甚至厌食。

如果说学生喜“看”恶“学”有拈轻怕重之嫌，而教师重“析”轻“品”则使教学浅尝辄止。这种隔靴搔痒式教学使教学内容流于肤浅，自然使具有一定小说阅读能力的高中生感到索然寡味。所以笔者认为，小说教学出路在于引学生“登堂”更要“入室”，让学生爱“看”热闹，更会“看”门道。当然这就要求教师非采用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不可。

一教学内容陌生化策略——距离产生美

高中生在先饱眼福之时，已熟悉小说的故事情节，留下人物的初浅印象，甚至初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换言之，高中小说阅读教学的主要矛盾不是知与不知、懂与不懂的问题，而是知多知少、知深知浅的问题，解决这个矛盾一个重要的策略便是教学内容“陌生化”，即教师想方设法拉开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距离产生美”。

策略一，整合。“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而“所谓教学单元就是围绕一个教学目标组织起来的教学实施单元”。“教学单元的划分，是以教学目标的分析为基础的。”①有鉴于此，打破教材原有的编排体例，以“为我所用”的原则重组教材，应是实现教学内容陌生化的重要对策。笔者曾以品味高中小说人物对话艺术为教学目标，有意选择富有生活化内容的人物对话作为教学内容。《祝福》，“我”回答祥林嫂时含糊的饰词；《边城》，爷爷通过讲翠翠母亲的故事委婉地教导；《荷花淀》，一群妇女，对外出丈夫十分想念，却巧词掩饰，令人忍俊不禁的那种不露声色的借口；《项链》，玛蒂尔德渴望借到项链时暗示意味很强的问话；《林黛玉进贾府》，林黛玉谢绝邢夫人苦留吃饭时的回话撷取人物片言只语，在感受人物性格的同时，让学生感受生活本真美。

又如，在完成高四册三个小说单元的教学任务后，笔者改变授新课时关注人物的视角（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人文视角关注“小人物”的命运，重新探讨祥林嫂、别里科夫、玛蒂尔德、陈奂生、杜十娘等人物生存境况、复杂性格、奋斗历程及作者对小人物的态度。于是读懂了祥林嫂无奈的反抗，别里科夫“害怕出乱子”，玛蒂尔德的白日梦，华老栓的毕恭毕敬，陈奂生“阿Q式”的自-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感受小人物辛酸、无奈、奋争、绝望的命运，自然对人物有更进一层的认识，在深入理解中领悟了作品蕴含的更为深层的内涵。挖掘作品，重新整合作品，让学生感受新鲜空气。

策略二：比较。运用比较，意在设置参照物，丰富教学内容同时让所教内容产生相对距离，吸引学生学习。如《失街亭》教学，笔者引进《资治通鉴》中的“魏蜀街亭之战”一章，组织同学进行比较阅读。“前人评价《三国演义》‘七分真，三分假’，请同学以此为例简要分析。”（带着问题，又有相应参照材料，学生自容不难获取答案）提出这个问题用意是让学生以“历史真实”为参照物，发现和理解小说“虚构”的情节，从而对《失街亭》所渲染浓烈的战争气氛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了深刻的认识，进而了解“艺术的真实”。

又如，同是“诗情画意”的环境描写，《边城》和《荷花淀》却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如果不把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就很难深谙此味。两篇课文均写了宁静、美丽的月夜，但其作用有所不同，叙述格调和语言风格差别较大。《边城》意在渲染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荷花淀》则是展现家乡的富饶美丽，烘托人物勤劳、纯朴的个性。《边城》笔调舒缓，语言古朴沉郁；《荷花淀》则是笔调轻快，语言亮丽。究其原因，《边城》在赞美边地人民身上淳朴的原始的人性美的同时担忧这种原始人性美的摧残破坏，蒙上悲剧的色彩；《荷花淀》则是对根据地人民美好品质的赞美，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全文笼罩在喜剧的氛围中。比较出“真知”，“比较”把发现的乐趣还给了学生，自然比常规按部就班式的解析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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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迂回。迂回战术往往用在直达目的很难做到而采用的变通策略。小说教学时运用迂回策略则是把本该教学的内容暂时搁着，引导学生通过“外围”学习水到渠成的完成教学任务。例如高五册《阿Q正传》的教学，理解阿Q 这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显然离不开其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而“精神胜利法”理解有一定的难度。笔者引导学生抓住阿Q的“Q”字，展开联想，在理解“Q”字形象含义基础上理解了“精神胜利法”。情节角度，“Q”是含泪的结局，自欺欺人，至死不悟，读者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人物角度，“Q”是阿Q的脑袋，圆圆的脑袋，细细的小辫，在这里面装满保守落后宿命的小农意识。他忌讳头上烂疤和“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真是何等的自尊自大，却又何等的自轻自践。环境角度，“Q”像是未庄，这里近乎封闭的只有一条河道与外界沟通，这里农民长期受剥削压迫，奴隶般的地位，在各方面都处于失败的命运，是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原因。未庄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农村的缩影，是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土壤。主题角度，“Q”还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国民的弱点，照出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

同样，《药》的教学，理解小说主题是教学的难点，解读“意示群”就能举重若轻，突破难点。通过“血”“路”“鸭”“乌鸦”“花环”等意象的品味，我们自然得出《药》的主题是着重揭示群众愚昧，同时表现作者探索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迂回策略往往能巧妙地把学生带进文本，在不断品悟中自然释疑、解难。

二、教学过程感性化策略——无情未必真英雄

提出小说教学过程感性化的主张，基于以下认识；其一，《语文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其二，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她的美是难以讲出来的，因为语言总是比心灵枯涩，即便讲出来，也不如学生自己用心体味出来的东西深刻。其三，老师的“‘感受，领悟，积累，运用’语文教学过程说”就明确指出：“从感受到运用的过程，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感性习得为主的过程，是学生借助于语文知识切身感悟语言意蕴和语言规律的过程。”②

策略一，激趣。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如果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积极主动而且愉快地学习。如教学《装在套子里的人》，利用课文插图找“套子”，就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兴趣。首先引导学生找外在“套子”：衣着套子，用具套子，起居生活套子；其次引导学生找内在“套子”：职业套子，语言套子，思想套子；再次引导学生仔细观赏插图，

找出一些细节：天空晴朗无云，飞翔着成群的鸟，青年人骑车飞驰，三五成群的人在闲谈，这些构成了画面的背景；结合课文品味，这些背景同“套中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预示了别里科夫之死的原因：新鲜事物，新鲜思想不可抗拒大潮，必然湮没一切顽固、守旧的落后东西。

策略二，煽情。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而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感情是活动的源动力。煽情手法较多，朗读传情，以情激-情，想像生情等，落实到小说教学，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是最为有效煽情手段，学生在思维碰撞中，情绪饱满，神采飞扬。如《项链》的教学，不妨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作简单化处理：玛蒂尔德是个好女人还是坏女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自然分成正反双方两个陈营，各自根据文本寻找理由，展开辨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小说教学将结束时，笔者又添了一把柴：主人公玛蒂尔德在情节发展过程中有没有改变？这在原来争论基础再掀波澜。学生共有四种看法：一是变了，二是不变，三是既变又不变，四是小说家只是客观地向我们展示这个人物的命运，并不在意主人公性格变与不变。其实，学生每提出一种看法，都不能凭空而论，而必须以文本言语为依据，于是讨论过程同时也成了瞻前顾后深究课文的过程。教师有时也参加讨论，形成师生之间的“对话”，学生情趣更加高涨。“对话”的实质不是为了说服而是为了交流，课堂上的讨论不仅交流了各自学识，还交流了情感，一举多得。

策略三，设疑。朱熹说得好：“读书无疑需要教有，有疑却要无，到这里方是长进。”设疑，主要是为了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提高他们发现问题敏锐性。从言语形式角度设疑提问，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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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词语活用。如（康大叔）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好了么？老栓，这是运气了你《药》

“运气”可做名词和形容词，但不能带宾语，然而这句话出自凶狠残忍粗野无知的刽子手之口，误笔倒成了妙笔。

其二，倒装句式。如“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祝福》）“怎么了，你？”（《荷花淀》）

从字面看，这两句意思都很简单。但急切的言语通过倒装句式表达出来，前者表现四婶嫌祥林嫂是不祥之人，这对已捐过门槛的祥林嫂不吝是晴天霹雳，对她是致命一击。后者表现了妻子对丈夫体贴、温柔，说明伉俪情深。

其三，连续追问。如（王熙凤）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婆子不好也只管告诉我。”（《林黛玉进贾府》）

一连串的发问只是为了表明她对林黛玉的关心，根本不需要林黛玉回答，而其出发点则是讨好贾母，显示她在贾府不一般的地位。如删掉几个问句，就表现不出王熙凤善于逢迎、八面玲珑的性格了。

另外还有变化标点、重复语句、改换称呼等，这些处在非常规的言语形式，其蕴藉往往很深，值得设疑品味。

策略四，摹仿。语文教学时，有时不妨以“演”代讲，不析一字，尽得风流。如《守奴财》“抢梳妆匣”一段，笔者先让学生在自行揣摩文意的基础上扮演葛朗台表演全过程。扮演的同学一起身子马上进入角色，“轻手蹑脚”走上讲台，面对金匣子（粉笔盒），一纵一扑一放，对欧也坭一摆一推，动作演得如此到位；迎着窗口，瞪着眼睛“噢，是真金！金子！”语气把握更是传神。学生出色的表演，告诉我们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又如学完戏剧单元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学习《药》，让学生把“茶馆谈药”改编成话剧，学生踊跃上台表演。课堂教学变严肃为游戏，学生自然也变会苦学为乐学。

总之，小说教学策略实施首先需要教师有强烈而牢固的主体意识，教师所做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学习。如果把我们的小说教学课堂比作一个舞台，教师该做的是幕后工作或充当配角，而把前台让给学生，让他们担当主角表现才华，展示才能。

注释：

①李海林《言语教学论》p.442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洪镇涛、陈伯安《构建“学习语言”语文教学新体系》《中学语文》1996年第9期

小说解读与教学策略2017-05-12 17:33 | #2楼

在西方，小说与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故事等一起被称为虚构作品（ fiction ），就传统意义上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散文（与诗的韵文相对而言）的形式讲述故事（叙事）。小说是一种“集大成”的文体，它包含了诗歌的真挚和抒情，散文的洒脱和自由，戏剧的凝练和冲突而它自身又具有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环境设置典型的审美特色，再加上精妙的语言、独特的构思，小说具有了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读小说，就是读社会，读人生，读心灵。我们在鉴赏小说的时候，既要“走进去”，融入感情的体验；又要“跳出来”，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中学语文中的小说教学就不仅是完成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一篇小说的解读是否有终点？如何选用适当的设计才能实现小说课堂的有效教学？这些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今天，我们从几个关键词入手，来探讨在新课标指导下小说教学应该关注的几个着力点。

人物与生活

叙事总是与人有关的，小说总是要写人的活动、思想与情感的。尽管有的小说写的对象是某类动物或妖魔鬼怪，这样的小说叙述对象仍然是拟人化的，仍然可以视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小说主人公。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真人，其生命是一种艺术生命，只存在于文学特殊的艺术空间之中。作者往往是创造了一个关于真实的人的幻觉，这种人物的生命是作者用文字赋予的，作者通过他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一种认识。或许小说中的人物是有其原型的，但原型不能于小说中的人物相等同。象《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我”就不能看成是鲁迅本人，这是作者讲故事的一种技巧，营造出一种仿佛亲身经历的氛围。

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塑造是小说艺术中非常重要的技艺。作家往往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直接描写的办法写出这个人物的外貌特点甚至是心理特点。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在小说开头介绍鲁镇的咸亨酒店时的第一句话中就表述出来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一个落魄的穷书生形象用极少的语言极为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取名字这样的事情在小说创作中也是很有讲究的，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很有帮助。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名字正蕴含着他生活和性格的某种特点，阿 Q 的无名与无姓其实是他在未庄这个世界上一种存在状态的反映。言谈举止是塑造人物形象很有力的技巧，通过精心选择的字词句表达出来，以表现出这个人物内在的性格。“窃书不算偷”、“多乎哉？不多也”这两句话几乎就是孔乙己的代表，表现出的是这落魄穷书生的略显可笑的心理和他对“之乎者也”的近乎本能的迷恋。

人物行为及其后果构成事件，一个事件往往是小说中基本的一个叙述单位。小说就由这些叙述单位构成完整的故事，并在故事中安排人物的活动。《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就由八个事件构成。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就构成情节。关于小说的情节，有多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含义是情节指对一系列事件的艺术性安排，它关涉到小说叙事中的艺术技巧。相同的材料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孔乙己》中的八个事件都是围绕着“我”的所见所闻来编排的，真正要描写的主人公却是孔乙己。另一种含义是情节也可以理解是按照艺术家选择的特定的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英国作家福斯特曾对“故事”与“情节”作了这样的比较：“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伤心而死”是情节。

两者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两个事件之间是没有逻辑的，而后者的两个事件之间有了“伤心而死”这一特定的带有情感评价的逻辑。

在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小说的编排方式基本上有两种：或按内容散见于各专题性的单元中，或按文体构建完整的小说单元。教材有不同的编排目的，学生有不同的学情，这些都会影响具体课文课堂学习目标的制定。但是作为小说这一固定的文体，在教学上应该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连接小说和生活的联系。

小说是写人的，写人的遭遇和命运，心理和情感，写人的生存状态，而这个人的经历、情感、性格和命运都是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小说通过塑造人物达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那小说又是如何塑造人物的呢？是借助于情节和描写。我们分析小说中的情节和各种描写的手法，品味小说的语言，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而认识了小说中的一个人，实际上就是认识了生活中的一类人；读懂了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就是看懂了社会的一个侧面。《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七至九年级学生“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各版本的教材编写者在小说单元的概说中纷纷通过文字向我们传达着这样一种理念：小说教学应该以人物为中心，借助人物形象去了解生活，探寻生活的本质。

从社会历史视角对人物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 因为文学在本源上就具有社会性的特征 , 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 , 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的情貌和精神。文学作品与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 , 作品中反映的政治、经济、伦理、心理等都属于社会的范畴 , 都在社会历史的审视范围之内。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感受和分析作品意蕴的方法 , 同时也是一种规范和局限。因此不能满足于一种视角、一种方法的运用 , 而应该多侧面 , 多纬度地分析出作品的更丰富的意蕴来。现代解释学、接受美学理论告诉我们 , 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个由三种地位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文学活动的主体或对象——作者、文本、读者——构成的对话体系。

因此 , 除了社会历史视角 , 还可以从文化视角、心理视角、人类学视角等等对作品进行分析和把握。比如从文化视角看孔乙己 , 这个人物就不仅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意蕴 , 而且表现了对整个封建文化的批判意蕴。不仅批判了旧文化 , 而且具有新文化的启蒙意义。茅盾说“鲁迅写此文时 , 文化上的反动势力极为猖狂 , 但鲁迅不取那时当权有势的文化反动派作为典型 , 这又表现了鲁迅对于当时反动派的蔑视——预知其必无前途 , 并为他们的前途勾画出一张嘴脸 , 即孔乙己”。叶圣陶作为一个教育改革家 , 他以其职业的敏感认识到这篇小说抨击旧式教育的意蕴。他说 , 《孔乙己》是在“表现旧式教育的不易发展人的才能、潦倒的读书人的失意和姿态”。而作者鲁迅则以其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家的特有内涵从中见出了呼唤人间温暖的意蕴，《孔乙己》“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人的凉薄”。

中学教材中的《百合花》 , 如果变换一下观照作品的角度，也可以领略到另一种意蕴。在《百合花》特有的描绘人生的氛围中，随着“借被”冲突的巧妙淡化，随着小通讯员和新媳妇如姐弟般的相知，除了军民关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感到这是人生两个相近的阶段在靠拢和衔接。“借被”成了一个契机，而纯净、挚爱、憧憬、甜美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不妨将之合称为人生的早期阶段。小说后半部分面对小通讯员的死，新媳妇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惊愕、悲痛、压抑、悔疚、愤恨这一系列有层次的情绪发展背后，我们看见了新媳妇的心理历程。在小说最后，新媳妇一反常态，近似粗暴地“劈手夺过被子”给小通讯员盖上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正是经过这一层层的变化发展，新媳妇不再是那个尽咬着嘴唇笑的沉浸在爱情之中的美神了。战争给了她磨难，她在磨难中成长了，进入了人生的成熟阶

段。小说就这样，通过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性格相近的人物的互补，使我们感到人生的成长，人从竹林走向爱情，走向战火，在愈来愈不轻松的生活中，在欢笑和眼泪、希望和憾悔、挚爱和忿恨中，由早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成长。据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百合花》除了前面所述的“时政习俗”意蕴和超越“时政习俗”意蕴之上的歌颂人与人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情谊之外，还存在另一层次的意蕴，即，人生的成长。它创作于 1958 年，放到那个时代看，属于最佳短篇小说。它写“儿女情、身边事”，与当时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流文学思想既“合群”（否则这篇作品发表不了）又“疏离”（因为她痛感文艺界动辄搞大批判，人际关系很冷漠。通过回顾战争年代人际关系，由此获得暖暖的慰藉），后来作家也因此遭受批判。

叙事与真实

生活中很多讲故事的人喜欢用这样的话开头：“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这是典型的想在故事中营造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的例子。许多小说也故意营造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甚至直接说明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地点。在历史小说中，人物甚至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不管是一般读者，还是专业的批评家，一般而言，面对一篇说明了真实的场景与年代的小说，人们很难不去将小说与现实联系起来。熟悉鲁迅生平的人都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找到他的故乡浙江绍兴这一城市与周围的城镇，他的许多小说发生的地点都名为 S 城。拿《孔乙己》里写的鲁镇来说，喝的黄酒、吃的盐煮笋、茴香豆都很容易使人想到绍兴附近一个真实的镇。其实，准确地讲，这种联想对理解小说的艺术性没有太大的帮助。从绍兴现今的咸亨酒店那每日骆绎不绝的旅游者可看出，小说的读者乐于在现实中发现小说人物曾经生活过的场景。这也是小说阅读的一种乐趣。在现实生活中到达小说描写的环境一游，或者干脆认识小说作者描写的小说主人公的模型，对一般读者而言，是件有吸引力的事。正因为如此，鲁迅和沈从文用自己小说的水乡世界和湘西世界，甚至为故乡的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确实，小说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和现实之间似真非真的关系。

叙事文的真实性在西方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术语来加以表述，即再现（摹仿）。再现与希腊人古老的艺术理论——艺术摹仿现实——一脉相承，是西方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艺理论。“再现”考察的不是故事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真实性的对应关系，而是故事内在的逻辑。如果有人告诉你，一只猴子翻一个跟斗就能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你肯定是不相信的。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信服这种奇迹在这部小说中还不算什么，而且你觉得这种描述在整部小说中是真实的。艺术对现实的再现不可能是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进行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艺术与现实无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时代的作家在各自的小说中“再现”的现实是迥然有异的。

因此，叙事作为艺术，又总是与虚构、想象等人类的艺术行为有关，它的人物、事件、情节与场景总是被塑造与想象出来的。我们并不怀疑一个当代的小说家能够写一本关于唐代的人的小说，也没有理由怀疑一个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小说家能够写关于二战的小说。在一些小说中，象历史小说，甚至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家确实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但是，小说中真实的信息，并不象一本历史书中的信息，至少，它是次要的。这恰如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看成是真实的历史，不能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看成是历史中的曹操一样。

1 、从叙事学的角度打开小说教学的新视窗。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 , 它的本质特征是“叙述与虚构”。有了“叙述与虚构”的意识，我们就会跳出小说的故事层面，进而关注到小说的叙述层面，关注小说中的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结构等方面。

首先，关注叙事视角与叙述者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是作家在用语言讲故事，但小说中讲故事的人与作家本人并不是一回事。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在一个叙事行为中，重要的不是故事内容，而是故事内容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被叙述出来，即叙事的方式。叙事方式取决于多种因素，叙述人的安排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叙述人的安排对于作家来说，往往是小说艺术的核心课题之一。鲁迅在《孔乙己》中安排的叙述人“我”是一个儿童，这个儿童在小说中甚至比较冷漠。显然，这个“我”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是为了服从于小说所要表达的意旨而安排的。

小说通过对叙事人不同的安排形成不同的叙事视角。比如阅读《祝福》，我们思考一下：小说的叙述者为什么选中“我” ? 显然 , 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意味的形式” , 是小说虚构的关键所在。简单来说“我”作为叙述者的独特性在于“我”是一个生于鲁镇又离开了鲁镇的有着进步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出悲剧里“我”是一个旁观者 , 又是一个在场者；“我”直接面对了祥林嫂最后的日子 , 见证了鲁镇众人对祥林嫂的嫌弃、排斥和冷漠；“我”的心理感受、自我反思考验着、提醒着读者的良知；“我”的软弱、动摇、妥协反映了 20 世纪 20 年代知识分子在唤醒与救助底层民众方面的无奈和力不从心。由叙述者“我”对祥林嫂的态度作为阅读的切入口 , 我们可以打开多层面的“看与被看”的关系 , 最终读出鲁迅先生的深刻用意。如果我们联系鲁迅弃医从文中的“幻灯片事件” , 联系到那个“看与被看” ( 日本同学、鲁迅、幻灯片里的看客以及被杀头的人等等 ) 结构中的独特位置 , 联系到“看与被看”作为鲁迅小说中的一大原型，我们完全可以说 , 由《祝福》所开启的阅读还未完成。

在《孔乙己》的研究与教学中，人们早已注意到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者的选择等叙事技法。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选材上具有唯“我”所用的优势，作者可以依据叙事写人与表情达意的需要，任意截选材料而不受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的限制。《孔乙己》正是以“我”在咸亨酒店的见闻截取孔乙己的生活片段加以摹写的，这样有利于作品集中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同时也打破了小说叙事的传统结构形态，使其由“时间链”式变为“横截面”式。小说围绕“我”的“笑”和“我”看到的“笑”来叙事，叙事的关键在于孔乙己在带给别人“欢笑”的同时却遭受别人“取笑”这一事实留给读者的思考。这些“横截面”，“笑”出了科举制的毒害，“笑”出了孔乙己的可笑，“笑”出了世俗者的冷漠，“笑”出了“我”对孔乙己的喜爱，“笑”出了作品丰富的主题。在“小伙计”所接触的人中，“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这些“成人”们只会用世俗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落魄文人的穷酸潦倒、恶习难改，是孔乙己的“可鄙”与“可笑”。“小伙计”则出于被压抑的心理，用少年纯真的眼光看待孔乙己，看到的是孔乙己带给大家的欢乐；从孔乙己那可鄙、可笑的言行中提炼出了诚实、善良的“可怜”与“可爱”，同时也看到了“掌柜主顾”们的“可鄙”与“可笑”——这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所在：鲁迅意在集中笔墨摹写“掌柜主顾”们对孔乙己不幸遭遇的嘲讽与冷漠。这样，在“看 / 被看”的二项对立中，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就使全作品形成了“看客”看孔乙己，“我”看“看客”，作者看作品一切的独特结构。

其次，重视叙事的细节描摹。

小说创作离不开细节描摹，小说教学也必须重视对细节的分析，引导学生从细节处品尝小说创作的艺术美。比如，作品对主人公最初的介绍便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唯一”表明了孔乙己的“与众不同”，而一“站”一“穿”却揭示了他的本质特征：穷酸——站着喝酒表明他“穷”，穿长衫表明他“酸”；他的“穷”导致了他的“酸”，他的“酸”更加剧了他的“穷”，正因“又穷又酸”他才是“唯一的人”。这是白描，可刻画人物又这么细致入微。又比如，人们习惯于把文中“好喝懒做”的叙述作为作者批评孔乙己的口实，从而借此评价主人公，却忽略了一个叙述细节：“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这只是听说而已。作者在文中实际要表达的是：孔乙己有着与世俗评价不同的“从不拖欠”的“好”品行；这一方面是为后文叙事作铺垫，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对孔乙己的肯定与喜爱。

又如，《百合花》中“穿针引线”的叙述技巧；“我”的两次忆故乡在作品中各有什么用处；小通讯员的“忸怩 ”和新媳妇的“忸怩”，同一词出现于不同人物身上；小说中中秋节的、圆月的安排设计；也可以提问“为什么她坚持要补那个洞”？这些教法建议都是从细节处品尝小说的美。

2 、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小说叙述语言。

首先是言外之意。小说是作者用叙述的方式所创造的“第二真实” , 包括语言的真实、叙述的真实、人为的真实。小说家的许多真实的意图往往就隐含在小说语言的言外之意中。而言外之意恰恰是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比如小说《祝福》，在“我”的视角观察下 , 面对祥林嫂亡夫失子的痛苦 , 鲁镇的人们持何种态度呢 ? 教师要教会学生体会其言外之意。

例 1 ： “我真傻 , 真的，”她开首说。“是的 , 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 , 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 , 走开去了。

这是一种偏离语用规则的言外之意。祥林嫂所说的是她日夜不忘的悲惨故事 , 在小说中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这个故事 , 并不仅仅是陈述事实 , 更多的是为了宣泄自己心中的悲哀、痛苦和自责。对于这种言外之意 , 鲁镇人是接受的、理解的。开始时 , 大家都陪着祥林嫂掉眼泪 ; ；但当这个故事已被人咀嚼得毫无味道时 , 人们便不再给予其同情和共鸣 , 而是开始了例 1 中出现的抢白、打断。这种“打断”违反的是语用礼貌原则中的“同情原则” , 表达的言外之意也是很明显的——你不要再烦人了 , 讨厌死了。这类句子在小说中大量出现 , 如柳妈的“祥林嫂 , 你又来了”等。透过这类句子 , 我们可以体味到鲁镇民众那种缺乏尊重与同情、自私又冷漠、令人寒心的人际关系。

例 2 ： ①祥林嫂 , 你放着罢！我来摆。②祥林嫂 , 你放着罢 ! 我来拿。③你放着罢 , 祥林嫂 !

“你放着罢 ! ”这是一个祈使句 , 传达的是一种使动、指令、企求的意义。但在具体语境下 , 其言外的语用意义也很明显：你的行为是伤风败俗的 , 不配干这活 , “否则 , 不干不净 , 祖宗是不吃的”。第③句的变序倒装更添急迫、紧张、严厉斥责的意思 , 充分

体现出四婶唯恐自己说晚了一步 , 让这个“不干不净”的女人动了祭祀的东西 , 得罪了祖宗 , 给家里带来不幸的急迫心理。正是这一声大喝 , 不啻致命的一击 , 彻底摧毁了祥林嫂的心灵救赎的希望与勇气 , 将她推向了无底的精神深渊。因此 , 与其说祥林嫂之死有个外在的凶手 , 不如说她是死于精神的自戕 , 死于精神救赎希望的彻底毁灭。而这些 , 只有通过揣摩小说语言的言外之意才能深刻地体会到。

其次，加强语言运用的细致分析。小说就是印着文字语言的一本书，别无其它。因此，分析作品就必须克服长期存在的小说语言艺术分析程式化、肤浅化的弊端，落实在具体的文字语言运用。

比如对动词的分析，在教学中细化对动词选用的分析能剖析出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使学生更爱上小说课，更爱读小说。在《孔乙己》中，动词运用最为传神的应该是“排”与“摸”两个字。作品中孔乙己有两次付酒账，前一次是“排出九文大钱”，后一次是“摸出四文大钱”，这一“排”一“摸”，分别摹写出了孔乙己不同境况下的不同心态。可以用来表示付账的动词有很多，取、拿、掏、抛、扔、撂、抓、掼、扣、摆等，作者都没有选用。为什么呢？不妨分别加以分析。孔乙己前一次付账的境况是“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为了向“ 短衣帮”显示这种“阔绰”，“排”字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取、拿、掏”则缺乏形象感，无法表现他付账时的动态与心态；用“抓”字则他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大钱；“抛、扔、撂”则与他爱钱的脾性不符，他很难有钱，有了钱也不可能这样潇洒；用“掼”字则他不可能有如此的豪气；“扣、摸”则明显与当时情境不符。似乎“摆”字与“排”最接近了，但“摆”不能表明动作的结果或样态，“排”则既有“摆”之意，又形象地摹写了状态：摆成一排——这就把孔乙己有了两个臭钱后摆阔的心理写活了。由此，更见孔乙己的“可笑”与“可怜”。孔乙己后一次付账的境况则是穷途末路，偷丁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折了腿，因为没有现钱很久没有到咸亨酒店了，但为了了却临死前的“一口”，明知会遭到别人取笑，还是到了咸亨酒店，在“看客”们的嘲笑声中“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好长时间才攒够了“四文大钱”，并且放在“破衣袋里”，又坐在地上，囊中羞涩、行动不便，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这时显然没有了“排”的底气：一个“摸”字摸出了他的尴尬与无奈。

还有很多小说理论和语用知识都可以进入中学的小说教学，创新教学内容，关键在于如何真正地汲取、消化 , 使其融化成为一种血肉相连的意识与视野 , 从而“润物细无声”地体现在每一个小说文本的具体阅读和教学中。

小说教学的“眼睛”

清人刘熙载有个形象的说法，叫“眼乃神光所聚”。诗有“诗眼”，文有“文眼”。小说的“眼睛”指的就是“文眼”，而小说教学的“眼睛”，就是要在教学中用“文眼”来贯串整个教学过程。寻找小说教学的“眼睛”的方法也很多。

1 、寻找情感的错位处

一般来说，诗与散文大体在常态心理结构中表现人物心灵，而小说却能打破常态心理结构，把潜在的意识、人格挖掘出来，在情感的失衡与恢复平衡的过程中，揭示人性的奥秘。所谓“打破常态心理结构”、“情感的失衡”指的就是人物情感的错位。小说中人物情感的

错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关系越近，情感的心理距离往往越远，或是人物关系较远心理距离却很近，这样的人物形象才生动，才能揭示人性的奥秘；二是人物的禀赋和命运形成反差，人物的命运和读者的希望形成反差，这样的作品就有吸引力，人性的揭示往往也比较深刻。小说教学对人物情感的分析，应尽可能从人物情感的多元错位着手，这样才能使学生发现矛盾，产生兴趣，并进入对复杂人性的深层思考，避免出现人物分析的简单化。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处写道：“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结合《故乡》全文，深入思考鲁迅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故乡》着重表现的，实际是人与人关系发展中的两个轮回。

第一个轮回是从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到成年鲁迅和成年闰土关系的变化。这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轮回，它不但有了前项（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的和-谐美好关系），而且有了后项（成年鲁迅和成年闰土之间的隔膜：“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认真想来，这个轮回实际是以往人与人关系中不断重复的无限链条中的一环，是无数这类恶性轮回中的一个，它包含着鲁迅对中国全部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关系史的概括和总结：人与人原本是平等友好的，但在封建社会里，及至成年，人与人之间便隔膜起来，彼此的心不能相通了。鲁迅认为，在他与闰土之间，这个恶性轮回已经造成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

但还有第二个轮回，即少年水生和少年宏儿到成年水生和成年宏儿关系的变化。这是一个尚未完成、只有前项而尚无后项的轮回。同往日的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一样，水生和宏儿还保持着童贞的爱情，还有着两心相通、两小无猜的和-谐美好关系，但他们以后将会怎样呢？是不是又和鲁迅与闰土一样变得隔膜起来呢？这是鲁迅集中思考的问题，他希望他们不再重新走上以前的老路，希望从他们这一代起，打破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恶性循环，从而走上一条新的发展的道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前人未曾经历过的生活。《故乡》的整个情节链条，实际便是由这两个轮回组成的。《故乡》的主题意义，也存在这两个轮回的关系中。

2 、探讨情节的跌宕处

小说的创作规律决定它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艺术空间和艺术时间都受到一定限制，某些静止的艺术手段并不适用。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在情节的流动过程中完成，情节对塑造人物形象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所说的要重视人物形象的赏析，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重视对情节的赏析。因为情节总是和人物浑然一体的，特别是那些跌宕的情节，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小说中的人物，震撼了读者的心灵。情节的跌宕，是指情节由逆而顺，或由顺而逆，或由乐转悲，或由悲转乐。凡是优秀的作品，总是善于以出人意料的情节，以突然变换的场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由此形成跌宕美。

变色龙是晰蝎的一种，擅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换肤的颜色，以适应四周物的颜色来保护自身。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契诃夫用这种善变肤色的动物来作小说的题目，且揭示出深刻的主题。《变色龙》以简练的笔墨，围绕一条小狗，通过几个“转折”，将奥楚蔑洛夫巡官几段反复无常的对话和脱、穿大衣的细节串连起来，构成一个平凡的故事，塑造出一个极为生动的典型形象，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一个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迎上压下的卑鄙灵魂。小说中狗的主人虽然没有露面，却始终操纵着这幕“狗仗人势”的表演，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的俄-国现实。这篇小说，仅用了三千字左右，用极其简洁精练的语言，通过五个转折就为奥楚蔑洛夫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每一次转折，情节就推动一步，故事就波澜横生地展开，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透过这条“变色龙”，使我们看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社会中那种变色龙一样的、人类的晰蝎 : 见机行事、迎合现实、媚上欺下、看风使舵的腐-败风气，看到了俄-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今天读来，仍不乏深刻的教育意义，进而引起对现实中类似风气的思考。跌宕情节的背后，是小说的情节精华和作家别具的深意。我们如果扣住这些情节来组织教学，就容易由表及里，触及小说的灵魂。

3 、发现精神的细微处

小说教学的“眼睛”，既可以是易为人关注的关节，也可以是一些易被忽视却“神光所聚”的见精神的细微处。发现并以这些见精神的细微处来组织教学，能让学生直抵小说人物的情感世界。

莫泊桑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一文中对于勒的称呼安排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精心设置了 20 个不同的称呼，有赞叹的，有斥骂的，有同情的，从而表达出不同人物不同时期对于勒不同的感情，揭示出文章的主旨。这些称呼见下表：

遇到于勒前：

遇到于勒时：

在这个金钱统治一切的社会里，我们也看到了一点人情味，这就是若瑟夫——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他在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一个“亲”字，表明若瑟夫内心充满侄叔亲情。这句话中隐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是他多么可怜啊，二是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呢。于是，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就给了于勒 10 个铜子的小费，从行动上表现了若瑟夫的善良、纯真。“我”的心理和动作描写，与菲利普夫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尚未受到腐蚀的孩子身上，寄寓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

还有《林黛玉进贾府》中的人物出场顺序，《祝福》中的“大家仍叫她祥林嫂”，《项链》“她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 一句中的“也”，《促织》“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

促织富，裘马扬扬”一句中的“独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一句中的“恶了”及“高太尉”等，都可以说是见精神的细微处。

如何教出小说味？首先，保证小说课文的“实用性”，那些教学上的“规定动作”必须完成。其次，在“自选动作”方面，应放开手脚，教出自己的特色。简而言之，要训练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对文学语言的敏感：（一）看作品如何体现作家丰富的想象力，整体构思是否巧妙、新颖。（二）作家的语言功力，或者说语言想象力。（三）根据作品，安排学生做仿写练习。模仿小说构思，或模仿语言风格。（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要打通，二者结合得更紧密）

我国学生的小说自主阅读一般开始于小学中高年级阶段，小说在小学教材中出现，多数经过故事化改编，往往并不具有典型的小说艺术形态。中学阶段后，小说普遍以原作或原作节选方式进入教材，中学的小说阅读教学也因此鲜明地凸显文学教学性质。目前选入教材的小说比较侧重于作品的经典性和文学性。对于学生来说，课堂中的小说阅读显然不同于课外的小说欣赏，特别是不同于消遣性的小说欣赏。让学生了解并感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基本艺术特征是小说阅读教学的基本目标。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我的文学教学体系的基础，就是要学生阅读、理解和感受原著”。小说教学的最佳效果，就是通过课文的学习，引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强烈兴趣。在此基础上，通过教师正确的引导，使学生的语文学习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而达到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和语文教学终极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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