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新常态

　　从今年5月首次提出“新常态”，到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对“新常态”做出具体阐述，直至不久前的政治局强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一词正在成为中国决策层宏观调控乃至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等九个方面，详细剖析、对比了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这实际是从经济趋势变化的角度阐释了新常态的成因，是对新常态的总体研判，为在新常态的指导下部署具体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数。”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

　　“近年来，中国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转方式这一重要命题的新表述，是对过去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角度的再调整，说到底，还是要转方式、调结构”，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研究的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对新京报记者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九大趋势性变化的阐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赵弘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经济领域也形成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比如两个方面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一个是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依靠土地财政、资本投入带动的城镇化，一直在财富分配、流通这两个环节做文章，并没有解决财富创造的问题，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一个是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一定程度遏制了实体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很多企业受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暴力诱惑，不会潜心从事科研和创新。”

　　赵弘认为，正是基于经济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释“经济发展新常态”九大趋势性变化时，提出了“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等要求。

　　赵弘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预计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调整完善过程”。

　　：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

　　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

　　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

　　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今天的APEC演讲标志着，“新常态”之论进一步成形。

　　“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会议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记之一。”卢锋说。

　　当谈论“新常态”时，他在说什么？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历来是中国领导人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路向和回应外界关切与疑问的重要场合。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4%，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唱空论调的出现。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2015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轻松地说，他同时列举了诸多结构调整的积极迹象，包括就业持续增加，居民企业和财政收入稳增，服务业增势显著，内需不断扩大等。

　　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他进一步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包括：

　　——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5年增长60%以上。

　　卢锋评论指出，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

　　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为什么是“新常态”？

　　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公报中评价过去一年执政成绩时提到了“新常态”：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了解中国政治的专家指出，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提及的新词汇、新表述，往往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党的理论家通常称其为“新话”。

　　2015年7月，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

　　在卢锋看来，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201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引人注目，包括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强调；提出调控合理区间，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左右”等。同时，以2015年秋天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为标志，强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改革。

　　他认为，提出新常态，以及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的强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科学而清晰的判断，这有利于“稳”住宏观政策，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 “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中国决策层直面失衡调整困难的决心，对中国经济形势特点给出一种合规律的解释。”卢锋说，“这可以引领预期、凝聚共识，引导海外人士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

　　尽管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据IMF的测算，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增长0．3个百分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

　　他分析说，进入新常态后，由于总量规模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弱。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总是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中国转向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奥伯黑尔曼2015年11月9日在参加工商领导人峰会间隙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说，增长除了速度以外，质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企业那样，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驱动增长。

　　在APEC北京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在2015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表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此前一天，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

　　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为2015年APEC会议确定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并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点议题。

　　“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在演讲中说。

　　“新常态”：一把理解中国走向的钥匙

　　在演讲中阐述新常态时也提醒，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他强调，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虽然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但专家们对他的上述判断普遍有共鸣。

　　卢锋具体地指出了新常态化过程中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等，都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调整和化解。

　　王小广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要进行结构优化升级等调整和改革，这其实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需要靠改革来化解风险。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在演讲中坚定地表态。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观察家认为，的“新常态论”可能有远超出经济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

　　中共知名的理论家施芝鸿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营造了“十个新常态”。

　　“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施芝鸿说。（记者吴济海、蒋旭峰对本文有贡献）

　　中国经济新常态九大特征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进行预调微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全年主要目标和任务可望较好完成，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深化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

　　现。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

　　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会议认为，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要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各类风险。

　　会议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

　　二、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三是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继续夯实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稳住农村持续向好的局势，稳定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坚定不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业补贴办法，强化金融服务。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要完善职业培训政策，提高培训质量，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

　　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要加快规划体制改革，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积极推进市县“多规合一”。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

　　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

　　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就业目标。要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要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加大协调力度。要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会议要求，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完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巩固出口市场份额。要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要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发展的新动力。要协调拓展内外需，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会议要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强化舆论引导工作。

　　会议指出，明年中央将研究提出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深入调研，抓紧工作，为制定好“十三五”规划做好准备。

　　会议号召，全党要统一思想、奋发有为，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各项部署，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20170106 16:48 | #2楼

　　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这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政府关于“新常态”的说法已有时日。然而，悲观主义者却认为，这个目标其实比现在的实际增长率还高出23个百分点。对他们而言，强调的今年经济面临的困难，加上政府降息比预期来得快，都说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陷入了重重困境。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后，是否会硬着陆？“新常态”下中国的商业环境又将如何？

　　我们根据对2000多家工业企业的最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我们的样本在行业、地区、规模各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2015年确实是困难的一年：投资非常疲软，工业经济整体收缩。我们的产业景气指数在2015年最后两个季度分别为46和48，均低于50的荣枯线（用于计算指数的问题以多项选择方式答题，答案有“上升”、“持平”、“下降”或类似答案。扩散指数的计算方式：反映本季度相对上季度好转的企业百分比+反映本季度相对上季度持平的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0和100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是扩张和收缩的荣枯线）。该指数反映了企业当前和预期的经营状况以及投资状况。在第四季度，只有8%的企业认为当前是投资的好时机，40%的企业认为时机不好。2015年实际投资持续减少，在最后3个季度进

　　行投资的企业分别只有16%、12%和6%。而在这些企业中，不到一半的企业投资规模高于其总资产的3%——这个投资水平仅相当于折旧。

　　然而，经济不太可能硬着陆。原因有三：首先，企业经营状况在改善，相应的扩散指数从2015年二季度的55上升到四季度的60；第二，作为产业经济最大挑战的产能过剩，情况在去年底逐渐稳定：回答供大于求的企业从第三季度的49%下降到第四季度的36%，而且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和地区也显著减少；第三，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构成了2015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产业经济的第二大挑战，但在第四季度，成本并未进一步上升。

　　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和改革。这其中有短期政策，如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有长期政策，如改善经营环境和消费环境。这些政策和改革的作用会有多大呢？

　　数据表明，需求不足是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58%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2015年生产的重要因素。尽管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去年第四季度逐渐稳定，但是以绝对标准来说，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反映产能过剩的扩散指数在第四季度为67，远超荣枯线50。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的情况比海外市场严重，海外市场的扩散指数在第四季度为57。

　　因此，财政支出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直接拉动需求。如果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让边远地区的20万家庭用上电，那么这样的财政支出也是有意义的。然而，如果政府支出被用来支持产能过剩的产业，就不明智了。

　　国家发改委提出将通过改善社会福利以降低储蓄率，从而“改善消费环境。”这确实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家庭对未来医疗、教育支出的担忧是目前消费的主要

　　障碍。要使经济转变为消费带动型的增长，另一个方面是增加就业岗位，特别是高薪职位。政府对此也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讨论。显然这将触及开放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从而鼓励私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而私营企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

　　调查得出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是，融资并不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2015年，与疲软的投资一致，每季度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贷款，并且这些企业的数量也在按季度减少。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分别有24%、10%和4%的企业发生新贷款。在没有新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2%98%）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另外，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在第四季度，44%的企业回答贷款容易，53%回答“一般”，3%回答借贷困难。这些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振兴实体经济。

　　提交给人大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一个稳定公平的商业环境。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营商的制度环境似乎比人们想象的要好。我们在调查中请企业回答“在经营纠纷中，法律制度会保护您的合同和财产权的可能性为多少？用010来衡量，0代表最不可能”。接近80%（79%）的企业给法制环境的评分在7分以上，平均评分为7.7。

　　有趣的是，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给出的平均评分与总体企业相似，为7.5分，但高新技术企业较少给满分。相对于总体样本的11%，高新技术企业给满分的比例为1%。这似乎反映了知识产权难以得到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制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营造了一个对经济发展相当有利的法律、制度环境，功不可没。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缩小与成熟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何为新常态？我认为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速常态化放缓——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二是新的增长模式：从投资带动转变为消费、特别是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新模式要求我们进行结构改革，制定长远政策——这也是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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