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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金融新常态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脚步也越走越紧。一个个“潮平两岸阔，十里稻花香”的农业小镇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向“企业园区化聚集、土地规模化经营、农民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发展。近几年随着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他们依附几代人的土地，在农民市民化，“村改居”的过程中，农村金融领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需要更多的改革以适应新“三农”环境带来的重大考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信设这个农村金融的领头羊在原有经营机制中仍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短板。 一、产品创新能力不强
受一系列金融政策和体制限制，农信社在新业务拓展上存在着很多阻碍，一些执照和手续的办理受到限制，使得较有潜力的金融产品不得不滞后推出，也导致农信社在吸引新客户群体上受到阻碍。其次，工作人员年龄偏高，素质偏低，后期培训缺乏也使得新的金融产品研发缺少有力的技术支持。基层社人员短缺，使得在基层市场调研和市场细分领域存在一定的空白区，没有足够的了解市场就很难开发出真正迎合市场的产品。提高市场了解度，时刻把握市场脉搏，为市民化的农户量身定制属于他们的多种类的金融产品是农信社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二、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效率低
由农村走进社区的农民，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方式，思想上的转变更不容忽视。手头有了闲钱的农民更迫切需要的是丰富的金融知识来武装自己。如何让腰包里的钱活起来，是他们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的农信社的服务就不能仅停留在存取款这样的机械化业务上。近年来，农信社在普及金融知识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在及时性和全面性上还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农户们的需求。走进社区，走进农家，把金融知识带到群众中去，既拉近了银行与农户的距离也不失时机的宣传了自己的业务。拥有了更多金融常识和理财知识的农户，才能更快更多的接受我们的金融产品，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经济衍生效益。
三、经营成本相对较高
相比已进入E时代的大型商业银行，农信社由于历史原因和经营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经营成本相对较高。网点地势偏远，布局不合理，人员分配不均衡等都是制约农信社轻装上阵的包袱。新时代的农民已经不是固封在山沟沟里，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过日子了，网络时代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便利。如何更好的借助网络平台开展业务，降低经营成本，大刀破斧的整合网点分布，本着重效益，降成本的原则，削减不盈利的网点，把资金用到刀刃上，把人员放在需要处，是新常态下，农信社改革的又一挑战。
农民变成市民，农村变成社区，农田变成工业用地，作为扎根农村的农信社，也必须要与时俱进，转变原有市场定位，迎合时代的变迁，走出一条有农信特色的市场化道路。在日趋激烈的金融竞争中，如何能留住客户，拓展业务，不仅仅是提供优质的柜面服务，全方位的金融产品、人性化的监管机制，精细化的考核标准，才是农信社促发展，创效益的关键。社区化的银行经营模式，是农信社改革的大方向，这是能让进城的农民依旧感受到亲情的金融服务模式。留得住老客户才能带来更多的新效益，勇于创新的经营理念才能带来更多的新机遇，更精细化的管理水平才能得到实际的新效果。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农信社的华丽转身必将在在“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为三农金融注入新动力。
新常态下的金融创新
新常态下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逻辑也要达成符合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律的共识。
通过资本市场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思路是对资本市场功能的一个误解。一般企业“融资难”主要是指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取信贷作为短期营运资金很困难。资本市场是一个长期投融资市场，一般是比较成熟的公司确定了更长期的发展机会和战略，寻求上市借助资本市场作为长期发展的融资平台，实现更长期发展战略。企业的短期营运资金依靠资本市场融资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期限错配的概念。
依靠中小企业上市解决“贷款贵”是一个错误认识。在成熟市场上，企业一般会首先在债市融资，上市融资是其次的选择。原因之一是,债市的融资成本低于上市的股权融资成本。上市股权融资实际上是公司与股东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契约关系，这个关系是建立在公司的信用基础上。今天公司借助投资人的资金经营发展，未来只要不破产不退市，公司都要为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给股东创造回报努力。所以公司上市除了发行上市阶段的费用以外，未来每年监管披露要求的相关支出，特别是对股东长期的分红回报，总量是大大超过债权融资成本的。国内资本市场长期以来没有分红的文化，更缺乏“契约精神”，所以除了一次性的手续费，发行上市变成不用还钱的“圈钱”活动，不仅是低成本简直是无本万利。为了解决“融资贵”而推动企业上市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如果企业认为上市是“便宜”的融资，实际上就是做好了上市“圈钱”不准备给回报的打算，这样发行上市对培养企业的契约精神，对企业未来注重主营业务的经营发展，相信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不应推动太多的“交易产品”创新
新常态金融创新需要达成不应推动太多的“交易产品”创新的共识。
据报道，证券市场缺乏投资工具，推出更多交易性的投资工具可能是近期创新的一个重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概念误区，如何定义“投资”工具。只有交易价值没有实际价值的“金融工具”是“投资”工具还是“投机”工具？如果要增加国内市场的“投资”机会，培育大量的“优质”上市公司，使不论经济处于周期增长的哪个阶段，都有可供选择的具有“投资”价值的，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股票或者证券投资组合，这才是风险最可控、投资机会可不断创造的创新发展思路。而且大量衍生工具推出分流资金,并不利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向实体企业配置资源的投资活动。对脱离实体经济太远的“钱生钱”的伪创新产品，包括纯粹放大资金的杠杆性-交易产品，还是不要大开绿灯为妙。
适应新常态经济特点的金融创新还需要达成很多方面的共识。比如，金融服务应该有利于推动以包容和分享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少数人财产性资产的增长；金融创新应该有利于发展证券市场最基本的“三公”市场秩序的制度性建设和完善，推动依法治市等等。
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市场形势
所谓的新常态，就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一股新的与以往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比如，就国际市场来看，由以往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高就业转换为现在的低增长、高失业和高负债。而从中国市场来看，则由以往的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低融资成本转型为中速增长、低通货膨胀、高融资成本等。
具体地说，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是由“房地产化”经济为主导的高速增长的GDP开始转型为实体产业为主导的中速增长的GDP。GPD的增长不是追求更高速度而是追求增长的效率与质量；二是由政府行政性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型为以市场经济杠杆起决定性作用的价格机制运行；三是由传统的产业经济向互联网技术引导下的新经济转型等。也正是这种新常态，国内金融市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来看，就能够窥视到新常态下国内金融市场一些基本特征。一是从近期国内上市银行所公布的半年报来看，尽管业绩增长有所放缓，但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不过，无论是银行不良贷款还是不良贷款率都出现了“双升”，资产减值大增，贷款拨备大增。而资产质量恶化的重灾区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主要集中中小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大宗商品等。
这就意味着，“房地产化”经济一调整，国内银行的风险就开始暴露出来（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的“房地产化”经济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周期性的调整，而银行风险暴露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程度相关）。
而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全国的房价只是下跌些许。如果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只是出现些许下跌，银行的风险大增；如果房价大跌，银行风险更是会大。国内银行业的风险到底在多大，是一个相当令人担忧的大问题。估计这也是最近国内银行对房地产信贷业务更为警惕而不随地方房地产政策闻风而动、银行对房地产相关的信贷逐渐收缩的重要原因。
这些都表明国内银行行为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以往过度的信贷规模竞争转换到提高风险定价能力上来。因为，当前国内银行要面临两大问题的挑战。一是“房地产化”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有多久多深，这种调整导致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幅度有多大，并由此来测算银行各自的风险有多高，以及能够通过何种方式来化解。二是为了自保，国内银行与地方政府如何博弈，否则银行将可能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而这些都将导致国内银行的行为进一步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是8月28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逆回购市场，一开市国债逆回购利率就全线上升，特别是短期利率更是疯狂飚升。比如，一天期国债逆回购利率一度突破50%关口，最高报50.5%，最后收市稍为回落至45.175%，并创下2015年9月26日以来的最高价。而2天期国债逆回购利率更是比1天的利率飚升更是疯狂，一开盘就节节攀升，最高创下97%的历史新高，市场实在是太疯狂。
对于这种国债市场的疯狂，有人解释是，为何向来对融资成本十分重视的机构投资者，宁愿放弃低成本的银行贷款或货币市场融资，却偏要选择国债回购市场抢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是银行
借贷，还是到货币市场融资，对这些机构投资者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情。而在国债逆回购市场抢钱，既方便又快捷。因为，这个星期，国内股市将迎来IPO重启以来最密集的打新股，估计可能冻结上万亿资金。而资金需要量这样大，时期很短，国债逆回购市场当然成了这种打新股的机构投资者便利融资的一个市场。对于这种解释仅是看到金融市场的表象，更为重要的是国内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不流畅，及更多的资金并不是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希望金融市场内循环来获得更高的收益。
三是最近国内央行宣布将采取多项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支援云南地震灾区。其中包括下调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以支持金融机构对灾区信贷投放；对该地方金融机构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在正常标准上下调1个百分点；降低该地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和首付比例，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到10%，并鼓励银行向农民指出建房贷款。这些政策有效期执行到2017年7月底。
从央行推出的这些政策来看，央行定向型的货币政策同样是一种常态。央行会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给出不同的量化及质化宽松。同时，该政策也表明，住房按揭贷款差异化的政策并非由地方政府强制要求就可改变的，其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央行手上。
不过，无论是国内上市银行公告所显示的不良贷款及不良贷款率都上升，国债市场价格疯狂异动及央行对云南灾区定向宽松，都显示
出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的新常态。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首先，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一直在强调对国内金融市场进行重大改革，强调如何来提高金融市场如何来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强调让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但实际上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国内金融市场资金还是以驱利为动力，哪里收益高，资金就会流向哪里，而不在于资金流向是实体经济还是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国内银行的情况是这样，国债市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么整个国内金融的融资成本要想降低是不可能的。
其次，由于融资成本上升，使得不少金融资源无法流向实体经济，再加上今年上半年国内银行不良贷款及不良贷款率双升，这就使得早些时候政府所提倡的要减少融资渠道环节，降下融资成本更是困难。比如，最近政府一直鼓励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融资，强制银行更多地向住房贷款融资，甚至于向购买者实行更为优惠的信贷，但实际上银行要这样做，只能减少银行利润，增加银行风险。
第三，定向型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效果如何还得进行实证性评估。否则，这种定向宽松也容易一般性宽松的漏斗。因为，中国金融市场完全是一个统一的市场。通过这种政策方式很容易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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