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济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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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今年5月首次提出“新常态”，到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对“新常态”做出具体阐述，直至不久前的政治局强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一词正在成为中国决策层宏观调控乃至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等九个方面，详细剖析、对比了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这实际是从经济趋势变化的角度阐释了新常态的成因，是对新常态的总体研判，为在新常态的指导下部署具体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数。”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

　　“近年来，中国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转方式这一重要命题的新表述，是对过去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角度的再调整，说到底，还是要转方式、调结构”，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研究的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对新京报记者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九大趋势性变化的阐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赵弘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经济领域也形成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比如两个方面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一个是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依靠土地财政、资本投入带动的城镇化，一直在财富分配、流通这两个环节做文章，并没有解决财富创造的问题，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一个是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一定程度遏制了实体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很多企业受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暴力诱惑，不会潜心从事科研和创新。”

　　赵弘认为，正是基于经济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释“经济发展新常态”九大趋势性变化时，提出了“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等要求。

　　赵弘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预计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调整完善过程”。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

　　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

　　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

　　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今天的APEC演讲标志着，“新常态”之论进一步成形。

　　“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会议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记之一。”卢锋说。

　　当谈论“新常态”时，他在说什么？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历来是中国领导人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路向和回应外界关切与疑问的重要场合。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4%，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唱空论调的出现。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2015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轻松地说，他同时列举了诸多结构调整的积极迹象，包括就业持续增加，居民企业和财政收入稳增，服务业增势显著，内需不断扩大等。

　　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他进一步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包括：

　　——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5年增长60%以上。

　　卢锋评论指出，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

　　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为什么是“新常态”？

　　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公报中评价过去一年执政成绩时提到了“新常态”：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了解中国政治的专家指出，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提及的新词汇、新表述，往往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党的理论家通常称其为“新话”。

　　2015年7月，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

　　在卢锋看来，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201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引人注目，包括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强调；提出调控合理区间，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左右”等。同时，以2015年秋天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为标志，强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改革。

　　他认为，提出新常态，以及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的强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科学而清晰的判断，这有利于“稳”住宏观政策，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 “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中国决策层直面失衡调整困难的决心，对中国经济形势特点给出一种合规律的解释。”卢锋说，“这可以引领预期、凝聚共识，引导海外人士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

　　尽管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据IMF的测算，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增长0．3个百分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

　　他分析说，进入新常态后，由于总量规模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弱。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总是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中国转向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奥伯黑尔曼2015年11月9日在参加工商领导人峰会间隙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说，增长除了速度以外，质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企业那样，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驱动增长。

　　在APEC北京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在2015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表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此前一天，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

　　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为2015年APEC会议确定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并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点议题。

　　“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在演讲中说。

　　“新常态”：一把理解中国走向的钥匙

　　在演讲中阐述新常态时也提醒，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他强调，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虽然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但专家们对他的上述判断普遍有共鸣。

　　卢锋具体地指出了新常态化过程中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等，都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调整和化解。

　　王小广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要进行结构优化升级等调整和改革，这其实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需要靠改革来化解风险。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在演讲中坚定地表态。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观察家认为，的“新常态论”可能有远超出经济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

　　中共知名的理论家施芝鸿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营造了“十个新常态”。

　　“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施芝鸿说。（记者吴济海、蒋旭峰对本文有贡献）

　　中国经济新常态九大特征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进行预调微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全年主要目标和任务可望较好完成，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深化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

　　现。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

　　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会议认为，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要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各类风险。

　　会议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

　　二、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三是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继续夯实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稳住农村持续向好的局势，稳定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坚定不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业补贴办法，强化金融服务。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要完善职业培训政策，提高培训质量，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

　　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要加快规划体制改革，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积极推进市县“多规合一”。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

　　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

　　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就业目标。要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要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加大协调力度。要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会议要求，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完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巩固出口市场份额。要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要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发展的新动力。要协调拓展内外需，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会议要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强化舆论引导工作。

　　会议指出，明年中央将研究提出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深入调研，抓紧工作，为制定好“十三五”规划做好准备。

　　会议号召，全党要统一思想、奋发有为，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各项部署，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20170106 14:10 | #2楼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随着上半年经济数据的陆续披露，人们对新常态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感受。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常态，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应怎样正确看待新常态？该如何适应新常态？本报推出“新常态平常心”一组三篇特别报道，以期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参考。

　　“这次，恐怕是回不去了！”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指着电脑上的一幅经济增速曲线图说。这条波动起伏的曲线显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3次回落主要是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次，也就是第四次正在出现：2012年、2015年，我国GDP均增长7.7%，2015年预期目标是7.5%，上半年为7.4%。“这次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经济可能要告别过去的高速度了。”潘建成说。

　　而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与一个叫“新常态”的名词紧密相关。

　　新常态，新特征

　　实质上就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何谓“新常态”？从字面上看，“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多数专家认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

　　——中高速。

　　“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说。

　　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5年期间下调至4.15%。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分析，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优结构。

　　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

　　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

　　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

　　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15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

　　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

　　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

　　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新动力。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998年至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5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赵晋平说。

　　——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楼市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截至7月底，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火热情形，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综合这些特征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王一鸣说。

　　新常态，新因素

　　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谈到新常态的成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概念——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

　　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5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去年我国GDP增速虽然只有7.7%，但GDP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全年GDP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的GDP总量。

　　说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由于劳动力、资源等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将减弱，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储蓄率降低，投资能力也将降低，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消费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而带来需求结构的优化。

　　“当东部土地稀缺、劳动力匮乏后，相关产业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结构”，范剑平说。而城镇化提速、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成为“稀缺品”，而在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源更为重要，这些因素都将推动劳动工资提高、收入分配结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了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新常态，新风景

　　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

　　“我就想知道新常态后，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咋样，能不能比以前更舒坦？”，新常态将有利于民生改善：

　　——就业将更充分。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高于制造业，2012年，第二产业每亿元GDP吸纳就业980人左右，而第三产业可达1200人。新常态下，服务业占比上升、GDP总量增加，就业状况也将明显改善。

　　——收入将更均衡。就业充分，劳动者收入提升也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新常态下，要扩大消费就应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者收入，收入分配将渐趋合理。

　　——社保将更完善。新常态下，要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应精心编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新常态也将有利于经济发展：

　　——增长将更平稳。“旧常态”下，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出口需求受外部环境影响会经常变化，投资需求也会随着经济周期出现过热过冷的波动。而新常态下，更多依赖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将相对稳定，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

　　——物价将更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物价相对稳定。比如，物价在2012年和2015年仅上涨2.6%，今年上半年更是仅为2.3%。

　　——质量将更提升。新常态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企业和社会追求的更高目标。

　　新常态，新风景。总体看，新常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日韩经济如何换挡

　　二战后，日本在本国资源不足、国内市场狭小的状况下，采取赶超型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不同时期制定并实施特定的产业政策，以主导产业的优先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贸易立国”战略构成“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显著特征。

　　从1950年—1972年，日本迎来了战后高速增长阶段，其间，GDP年均增速达9.7%。1968年日本经济实力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同时，日本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和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随后，受石油危机和国内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第一次减速换挡，到1973年—1990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速回落到年均4.26%，相比此前速度减少了一半还要多；1991年前后，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日本经济，1991年—2012年期间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仅0.86%。

　　二战后，为摆脱贫困，韩国制定和实施了经济开发计划，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8.02%。

　　1997年前后，受亚洲金融[0.00%]危机和国内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的影响，韩宝钢铁、起亚汽车等若干大企业相继破产，韩国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增速出现显著回落，1997年—2012年期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4.07%，相比此前高速阶段回落了近一半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0170106 19:21 | #3楼

　　我国经济发展告别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背后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1.我国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2011年以来我国失灵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滑趋势。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工资增速提升，而且这种提升是全国性的，这使得我国低成本制造业收到挑战，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2.储蓄率稳步回落导致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5%，老龄化越趋严重。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投资来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资驱动型增长难以持续。

　　3.劳动力转移效应和对外开放外溢效应降低。伴随经济发展，依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升生产率的空间将趋于缩小。中国经济以往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市场需求不足。

　　4.我国进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更加注重效率、创新。

　　5.节能减排已经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条件日渐紧张。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但是现阶段，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已经非常紧张。60%的石油需要进口。与此同时，雾霾的大面积发生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总之，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新常态的涵义与特征】

　　经济常态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所谓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发展将逐渐告别过去30多年高速度、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新常态的特征：（1）从经济增速看，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2）从经济发展方式看，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3）从经济结构看，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4）从经济发展动力看，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在看来，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1.城镇化释放持久动力。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过去是我国发展的不足，却是新常态下的新机遇。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率过高，像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城镇化率都超过80%，而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多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2.大国优势提供发展支撑。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内需的支撑力不可小视。目前，我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传统产业发展，也将形成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型支柱产业，使产业体系更为协调。

　　3.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习坚定表态：“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更深。”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是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是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增进人民福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4.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质量更好。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

　　5.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新的需求正在涌现。

　　6.环境治理也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新常态新挑战】

　　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诸多历史性挑战。

　　1.从风险层面看，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需求下降、产能过剩、影子银行等潜在风险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2.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国进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这意味着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 3.前期刺激性政策的后遗症严重，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一直面临“流动性泛滥”、“债务高筑”、“经济泡沫化”、“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困扰，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化解。

　　4.我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改革红利有待强力释放。201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需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由此带动社会结构的变革，从而有利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增强社会流动性，使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反之，则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增长速度下滑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它只是外在表现，深刻的内涵则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综合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新常态不同

　　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重组、经济结构转变、治理体系重塑和大国关系再造；在国内，除了这些全球共性，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迈进。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但应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唾手可得的。当我们说经济新常态开辟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国经济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但把机遇变为现实，还有待我们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固然显示了面对战略性转折的平常心，“引领新常态”则更体现了面对新挑战的深思熟虑和敢于胜利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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