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中低层次向中高层次奋力爬坡的关键阶段。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它面临着来自国际与国内层面的重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新战略，力图以新思维和新方法破解难题，以改革促发展，以新形式的开放促繁荣。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挑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今已成功融入了世界经济。现在不仅是诸多跨国企业的总装基地和生产基地，同时也通过完善生产链，将自己建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优势集中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这种优势地位将很快消失。2017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美欧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所带来的问题，因而大力提倡“再工业化”。同时，它们对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防范心理越来越强。西方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其制定的新标准进行国际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我国未来将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较低技术水平阶段，中国过去创新的方式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吸收和消化外来技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随着中国技术在很多领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原有创新方法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西方不可能向中国转让最尖端的技术，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渠道收紧。在市场方面，中国产品外销的主要市场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但随着发达经济体陷入困境，中国企业要继续大踏步走向世界，就必须开发新领域和新市场。

二、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

面对上述国内外挑战，中国经济外交需要积极应对，我国提出经济外交新战略,其工作重点在于：1.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避免大国对抗；2.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治理与改革；3.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地区经济合作。

首先，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无法单纯依靠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产品主要销售市场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需要在中东、中东欧、非洲以及周边国家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尽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购买力较弱，销售额相对较小，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其市场可能成为未来的新兴市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进一步发掘其巨大的市场潜力。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交流，以经促政，对于打破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减少欧美经济新规则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价值。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通过经贸、贸易以及投资等手段，能够形成“一带一路”集团。发展中国家团结一心，可在与发达国家博弈中形成集团优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世界贸易与经济新规则。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力补充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它不是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替代品，而是增加了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和声音，可以鼓励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共同参与、推动国际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更公平、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首先，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主张与发达国家隔离，也不是要打破现有国际经济体系。而是希望与沿线国家一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贸合作，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并非强制输出中国意识形态与中国模式。

除发展中国家外，欧盟同样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以德国为例，《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的战略对接，便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德国的具体实施。《德国工业4.0》旨在融合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实现生产灵活化与智能化，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现阶段是目标是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强国，实现智能化生产。中国有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优势，而德国则拥有先进的智能技术以及电子制造技术，双方合作可以实现“强强联手”，优势互补，提升双方技术和经济实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中欧在市场准入与行业规则等领域的异质性，欧洲期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加透明与开放。为此，我们也应不断推动中欧高层互访，加强中欧智库合作与交流，搭建人文交流平台，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含义，发挥外交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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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优势，中国拥有一定的资金优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强项，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上述三方可进行有机结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案例。aiib成员国不仅有中国、亚洲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参与。因此，它并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而是促进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步骤。此外，亚投行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开发性组织的现有标准以及成熟运作经验，也有力消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误解和担心。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2017-05-16 11:32 | #2楼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国家战略构想，这一战略设计不仅凝结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还包含了对实现沿线国家间良性互动的倡议。一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道路的前行与探索进程中，还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动与磨合的过程里，宗教传播与文明融合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就是一条文明之带、宗教之路。同时，这也揭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提出了新形势下宗教对外战略的新内涵以及后续的战略演化方向：战略重点由宗教“带出去”向宗教“对外”转变；战略主线由宗教安全向宗教统-战转变；战略目标由宗教利益向宗教命运转变。

现在，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路径主要至上而下，重官方、轻民间；而研究内容则重政治和经济，轻文化和文明。虽然从历史上看，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出于政治互动和贸易互通的原因而被开创，但是其存在的意义却远大于此。这是因为，在战略目标上，“一带一路”不仅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更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在战略实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皆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各国在传统和文化方面都不相同。为此，我们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历史上的“一带一路”所勾勒的不仅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和“文化圈”，亦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信仰圈”；这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所以，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及其内涵展开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内涵与分析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核心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采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段，在政策法规、合作机制、基础设施、贸易畅通和资本的支持保障下，推动中国宗教的外向型发展，充分发挥宗教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宗教对外战略有以下内涵：

首先是宗教向度的目标设计。“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就是为了带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影响。所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不应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更要上升到观念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目标就是要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宗教文化交流互鉴，打造一种命运捆-绑的关系，也就是参与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塑造。以佛教为例，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对于深化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凝聚亚洲命运共同体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2017年11月，崇圣（国际）论坛在云南大理崇圣寺举行，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宗教界人士围绕“佛教与亚洲人民的共同命运”这一主题，共同探寻佛教智慧的现代价值。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在贺电中说，这次论坛的主题考虑到了佛陀的教导与各国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论坛不仅有助于亚洲的佛教徒们加强交往，而且还能培养亚洲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并增进世界和平。毫无疑问，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佛教界的交流往来将培养各国信众的友谊，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以佛教为纽带将会使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也会更加深入人心。

其次是宗教向度的方式运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对外战略宗教向度在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践中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的问题。因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西边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上升期。毋庸置疑，经济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但经济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沿线国家民众的支持，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进经济合作和国家间关系，应以宗教作为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共鸣点，以宗教文化交流活动带动经济合作和国家间的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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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宗教向度的保障设置。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从5个方面努力，分别是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而宗教向度的意义是以宗教文化的分享与交流来凝聚共识，推进与沿线国家在命运层面的互通，这显然属于“民心相通”的范畴。而要实现民心相通，制度保障是关键。沿线国家之间跨国宗教文化博览会、宗教界人士交流论坛、宗教圣物赴外供奉等活动的开展，都需要特定的平台和互动规则加以支撑。而“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这些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机制、金砖国家机制、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则为各国间宗教活动的推进提供了政治保障。此外，中国-东盟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欧亚经济论坛、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区域、次区域论坛和展会，都是民间力量参与推进各国文化交流，共同挖掘“一带一路”历史、宗教和文化遗产的努力表现。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战略内涵。其一，就战略主体而言，中国宗教已经开始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这表明，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实践中运用软实力，通过提出宗教价值、推进宗教交流、营销宗教品牌、建构宗教情感、树立宗教形象的方式打造“宗教力”，并发挥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特殊作用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其二，就战略客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宗教对外战略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3类：发挥基-督宗教在对欧美国家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以佛教作为连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精神纽带；促进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其三，就战略过程而言，尽管中国的宗教传统和宗教资源极其丰富，但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硬实力相比，中国在宗教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不足。在对外战略中“增添”宗教向度的目标是为了向海外投射中国的宗教影响力，建构自己的话语权。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循序渐进：从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到积极参与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然后才是塑造中国在宗教领域的国际话语，实现中国宗教的“走出去”。

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影响因素与路径

有专家指出，“文化输出的本质，是传递真实、全面的中国文化，获得公平的话语权，化解误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仍有很多需要改善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宗教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就必然面临着更多的制约因素。就战略语境而言，这种制约因素来自宗教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

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存在的影响因素。

从宗教行为体的自身个体因素来看，第一，不同宗教之间的宗教传统差异和同一宗教内部派别的矛盾很可能会冲击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作为战略软环境的内容，如果没有充分了解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生态，不仅可能引发战略推进的失败，还有可能引发国家之间新的矛盾。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宗教制度和规范，彼此之间的宗教差异或矛盾也十分显著。例如，印巴分治和巴以冲突等问题都由来已久，中亚地区的宗教型恐怖主义也比较猖獗。而且，当今世界主要宗教的文明断层带也大多汇聚于此。虽然宗教对话有助于缓解冲突，但是当矛盾没有解决的时候，接触可能确实容易导致“打斗”。

第二，沿线国家的宗教生态和宗教产业会对中国的战略软环境构建形成反向作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中国的商品远销海外，商人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传统制造业的出口相比，中国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比较薄弱。中国宗教“走出去”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同时，我们也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的前提下，中国还需有意识地将图书、影视等文化产业与宗教进行对接。

第三，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对中国的宗教情况仍有不少误读和偏见。这种对宗教认知的信息不对称也会给中国宗教“走出去”带来更多成本，稍不留神就会招致非议。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国家转型发展带来的社会快速变迁使得我们很多一线的涉教工作人员对宗教的认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增加了对外宗教工作的难度。

从宗教行为体的外在社会因素来看，首先是为西方所主导的世界宗教生态不利于我国宗教“走出去”的推进。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大多受到西方有政府背景的财团或基金会资助。由于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宗教非政府组织一直就是西方推进其“制华”、“反-华”战略的重要一环。所以，实施宗教“走出去”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对于中国进行文化输出的担忧，外国信众也不会轻易接受和认同。

其次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会加剧跨界宗教关系的不确定性，影响我国宗教“走出去”的实施。作为新兴的国际行为体，宗教非政府组织在跨国宗教交流、举办宗教活动以及推进跨界社会公益与慈善活动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由于缺少相对统一的国际行动标准，特别是各类宗教团体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影响着其组织效能，因此，有研究指出，在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时，跨国宗教团体在队伍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仍有欠缺，传教工作与社会服务混杂，目标不明确。此外，很多宗教团体由于缺少资金，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保障也无法保证。

最后是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宗教信仰泛化与极端化的倾向严重威胁着我国宗教“走出去”的安全。有研究表明，宗教信仰的差异容易导致信仰的极端化情绪，从而形成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是当今世界宗教信仰差异最为显著的地带之一。譬如中国新疆“7.5”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内宗教极端分子与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相互勾结所造成的暴-力恐怖活动。毫无疑问，这种极端行为严重影响着我国的边疆安全和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

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实施的路径支撑。

历史上，宗教在中国对外交流活动中一般处于“被动”位置，是宗教被中国对外交往活动“带出去”，进而促进了中国宗教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发展，发挥着非官方的、间接的、民间的沟通与交流作用。新形势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对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以及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宗教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宗教因素还在国家对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路径。

首先，在战略结构上，主要是宗教行为体与非宗教行为体的相互配合。所谓的宗教行为体，主要是个体层面上的宗教领袖、跨国宗教活动家，以及集体层面上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但是，宗教行为体行为却不仅受到其自身因素的制约，还更多受到非宗教因素的影响，如政府、民众、媒体等等。所以，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在战略内涵上是国家战略规划的一环，而非独立的内容。

其次，战略过程是由经济带动到宗教互动，再到国际社会认知的建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的需要是以层次的形式出现的。资金则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从战略主体的角度看，宗教行为体的国际参与需要活动经费的支持，更需要符合基本宗教生活需要的活动场所，而宗教工作者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在此基础上，宗教行为体才可以在对外进行宗教交流时更有积极性。而后，宗教行为体还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的宗教资源优势，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改变外界在宗教领域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消解外国信众的误解和疑虑，树立正面的宗教形象，进而提出一套中国特色的宗教话语和认识，形成一系列基于中国宗教的文化产品，凝聚一群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培养一批熟悉宗教跨国活动的人才。

第三，战略保障需要配套的软件和硬件作支撑。与宗教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作为“软件”的重要组成，对宗教事务管理、宗教对外交往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需要跨国宗教活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宗教文化产业等有关的规范，进而为宗教“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与此相配套的是陆、海、空通道网络建设，使“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打破地理障碍，使宗教人员往来更加便利。（稿件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刘骞 张贤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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