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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发展现状调查
“我们从7月1日开始闭馆，但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到这里来。”中国科技馆的保安告诉记者。近日，《科学时报》记者两次因采访事宜来到中国科技馆，均发现虽已闭馆多时，但这里依然门庭若市，许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都徘徊在科技馆门口。
相比之下，记者曾去过一个地方的科技馆，由于展品陈旧而无人光顾。甚至一些地方的科技场馆因为经营困难将其场馆出租，名义上是科技馆，但实质上已变成了商品展示厅。
为何科技类场馆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这一现象不仅引起记者的关注，更引发科技类场馆从业人员和相关专家的深思。
目前，新一轮的科技类场馆建设热潮正悄然兴起，科技类场馆的发展究竟应何去何从？
新发展新问题
究竟什么是科技类场馆，如何对它们进行系统分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仍未得出一个定论。
中国科协前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十届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教授徐善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科技类场馆是面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文化的重要阵地、窗口。从分类上讲，科技类场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和行业科技博物馆。
中国科技馆事业的发展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1978年，茅以升、王大珩等人向邓-小-平同志提建议，希望能建设中国科技馆，得到邓-小-平同志和原国家计委的批准，我国的科技馆事业发展从此起步，科技场馆建设也因此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时期。据悉，从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先后挂过科技馆牌子的建筑物就有300多座。
“当时的科技馆都是按照科技会堂、科技活动中心建设的，因此真正的展览面积占建筑面积还不到20%。”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告诉《科学时报》。
中国科技馆研究员朱幼文也介绍，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各地陆续建起的科技馆，有很多展览教育功能不强、不突出，“当时赋予了科技馆太多的功能，包括展览教育、培训实验、科技咨询、青少年科技活动、科技工作者联谊、学术活动，甚至有科技机关的服务”。
朱幼文介绍，1997年，中国科协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如按照展厅占建筑面积的50%以上计算，当时全国300多座科技馆只有4家符合要求，有常设展览的也就十来家，有的即使有展厅也不用于科普展览，其原因是不赚钱，当时有媒体甚至批评这些地区的科技馆“不务正业”。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随着2002年《科普法》和2017年《全民科学素养行动计划纲要》的颁布，我国的科技类场馆尤其是科技馆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阶段。不过，这一阶段科技类场馆的数量并没有大幅增加。
“10多年来，科技馆仅从250多座增加到280座。”徐善衍介绍，一些小型的科技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热潮中逐步被淘汰或撤销。据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发布的2017版《中国科普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859个，其中科技馆280个。
这一时期的科普场馆地区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突出问题，已有的859个科普场馆中，东部地区的11个省份就有502座，而中西部地区20个省份8亿人口只有357座。截至目前，西藏、海南和甘肃地区仍没有省级综合型科技馆。
朱幼文介绍，到2017年，全国真正符合科技馆建设标准的、以科普展览教育功能为主的科技馆仅有36所。
此外，从人均拥有科技馆的数量来看，按859个科普类场馆计算，我国平均160万人才拥有一个场馆，发达国家平均为20万～40万人就拥有一个科普类场馆。
“近年来的统计显示，超过80%的人没有到过科技类场馆。”徐善衍说，这充分说明我国现有的科技类场馆仍不能满足需要。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刘立认为，我国科技类博物馆存在“两极”现象：一方面，很多科技类博物馆门可罗雀，处于闲置状态。如能将这些场馆运用先进理念、政策措施和丰富多彩的展教手段充分“激活”起来，就可大大提高科技场馆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类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如何保证这些改建、扩建或新建的科技馆充满活力，并能够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内容匮乏、形式单一仍是瓶颈
刘立曾考察过欧洲的很多科技馆。在采访中，刘立给记者看了许多他带孩子参观这些科技馆的照片，如参观柏林的德国技术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家科技博物馆、瑞士伯尔尼的爱因斯坦博物馆等。博物馆给孩子带来的快乐着实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我们参观过的国外科技类场馆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很多都是一家人一起去的。”刘立告诉记者。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这些场馆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它们给观众提供了大量动手的机会，有许多互动项目，而这正是国内许多科技类场馆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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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在谈到中国的科技类场馆建设问题时也曾指出，特色少、利用率低、互动性差是目前中国的科技馆建设存在的三大问题。
“尽管各地科技类场馆的建设正在升温，但因设计和类型单一，科技场馆的利用率和审美观仍不容乐观。”王渝生说。
王渝生认为，如果科技场馆不设法增添个性和互动性，那么各地的科技场馆“建设热”最终将以缺少特色和浪费资源而告终。
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国内科技场馆界的关注。记者采访徐善衍时，他刚出差回京：“云南新建的博物馆请我去讨论内容建设的问题。”近来，徐善衍收到各地新建或扩建科技类场馆的邀请不在少数。
在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期间，徐善衍曾调研过国内众多的科技馆建设。徐善衍总结认为，科技馆建设过程中最难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内容建设。而内容建设永远存在有限的展示面积与众多的展示内容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
“现在的科技类场馆建设不缺理念，也不缺目标，每个省的建设方案拿出来，几乎都是要建‘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场馆。”徐善衍说，事实上，科技场馆要做到“最好”并不一定要体现在规模和展品数量上，而应有自己的特色。
今年9月16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将正式开馆迎宾，中国科技馆老馆将由北京市科协接管，改为“北京科学中心”，王渝生正积极参与北京科学中心的筹备工作。
对于北京科学中心的发展，王渝生已有想法：“北京科学中心将与新的中国科技馆在功能上进行错位，形成互补，将会更加凸显北京市的优势和特色，着重反映北京的前沿科学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成果。”
刘立则在一次北京科学中心建设的咨询会上提出建议，北京科学中心可考虑定位于打造国际上最大的低碳科技馆，树立中国首都努力走向低碳城市的崭新形象。
科学中心是未来发展方向
从英文上看，科技类场馆有三种说法：nature museum，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cience center，译成中文即自然博物馆、科学技术馆和科学中心。
“这三种说法反映出科技馆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王渝生说。其中，博物馆是以收藏、展示和研究为重点，如我国的自然博物馆；科学技术馆的功能则是展示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典型的如德国的技术与工业博物馆；科学中心则是科学的原理和应用，增加了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探索性。
但三者并不是对立的，如中国科技馆，建立之初就是按照科学中心的理念来建设的。而即将开放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将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中心。事实上，上海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都是我国已建科学中心的典型。
记者曾在参观上海科技馆时发现，为了激发青少年的兴趣，上海科技馆内部展厅设计更趋多样化，如模仿洞穴环境的部分就配合了考古、古生物等内容的互动道具，而模仿飞机操控的道具则在宇宙场景中出现，各个场景间还设计了多种样式的联接通道，让穿梭在其中的人们不会感到厌倦。这些独特的设计也让上海科技馆每年的访问人数超过了100万。
“具有较强参与性、互动性及体验性和探索性的科学中心代表着科技馆发展的潮流。”王渝生认为。
徐善衍同样指出，科学中心将是未来科技类场馆的发展方向，“‘中心’就是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互动，甚至要增加科技咨询和讨论的功能，甚至把科技馆建成古罗马广场那样可以大家一起辩论的地方”。
“我有个愿望，未来的科技馆和现在科学中心的发展，要像人们进入商场、饭店满足物质需求一样，成为满足人们科学文化精神需求而自由进出的场所。”徐善衍说。
在谈到未来科技场馆的发展时，刘立则提出了一个新思路：聚集发展。他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国际上一些城市博物馆具有“扎堆”或“群落”现象，比如柏林的博物馆岛，那里坐落着好几家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的科技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借用经济学中的“聚集”（cluster）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他提出，我国博物馆包括科技馆的整体布局和区域建设，要充分考虑“聚集效应”。
公益性方向不应改变
2017年1月23日，中宣部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此消息亦引起了科技场馆界的关注，不少人都在猜测：科技类场馆作为公益性的科普场所，是否也将迎来免费开放的那一天？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王渝生认为，科技类场馆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一个重要科普阵地，因此一定要坚持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方向，虽然可以适当地收取门票，但不是长久之计。基本保持科技馆运行的费用一定要由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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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善衍同样指出：“科技馆作为国家典型的公益性单位的性质不能变，科技馆的基本运转经费应当稳定不变地得到政府支持。”
据有关调查，我国已有的科技类场馆中很大一部分是事业单位性质，而且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痕迹，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心理。
徐善衍说：“财政包干的支持，如果管理不善，就容易使单位从职工到管理者，无竞争之忧、无生存之危。”因此，他建议，根据现有的科技类场馆建设标准，尽快设立科技类场馆的内容标准，加强对科技类场馆的考核。
对于科技类场馆的收费问题，采访对象均表示可以适当收取门票。
“作为科技馆的建设和长期工作者，我觉得可适当收点费用，设点门槛，比如5元或10元，让想来参观的人承受得起，也可以避免一些人不是为参观而来，而是将科技馆当做一种休闲场所。”徐善衍说，甚至可以参照国外的管理，争取基金会和企业的赞助。
徐善衍介绍，按照国际惯例，科技类场馆每年的淘汰率应达到5%～10%。据有关专家估算，科技馆每年的运行费用大约是其建设费用的1/10。财政支持往往难以满足科技馆运营管理的全部需求，需要门票等其他收入作为补充。（编辑 张颖）
科技馆发展现状调查2017-05-16 14:25 | #2楼
“我们从7月1日开始闭馆，但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到这里来。”中国科技馆的保安告诉记者。
近日，《科学时报》记者两次因采访事宜来到中国科技馆，均发现虽已闭馆多时，但这里依然门庭若市，许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都徘徊在科技馆门口。
相比之下，记者曾去过一个地方的科技馆，由于展品陈旧而无人光顾。甚至一些地方的科技场馆因为经营困难将其场馆出租，名义上是科技馆，但实质上已变成了商品展示厅。
为何科技类场馆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这一现象不仅引起记者的关注，更引发科技类场馆从业人员和相关专家的深思。
目前，新一轮的科技类场馆建设热潮正悄然兴起，科技类场馆的发展究竟应何去何从？
新发展新问题
究竟什么是科技类场馆，如何对它们进行系统分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仍未得出一个定论。
中国科协前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十届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教授徐善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科技类场馆是面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文化的重要阵地、窗口。从分类上讲，科技类场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和行业科技博物馆。
中国科技馆事业的发展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1978年，茅以升、王大珩等人向邓-小-平同志提建议，希望能建设中国科技馆，得到邓-小-平同志和原国家计委的批准，我国的科技馆事业发展从此起步，科技场馆建设也因此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时期。据悉，从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先后挂过科技馆牌子的建筑物就有300多座。
“当时的科技馆都是按照科技会堂、科技活动中心建设的，因此真正的展览面积占建筑面积还不到20%。”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告诉《科学时报》。
中国科技馆研究员朱幼文也介绍，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各地陆续建起的科技馆，有很多展览教育功能不强、不突出，“当时赋予了科技馆太多的功能，包括展览教育、培训实验、科技咨询、青少年科技活动、科技工作者联谊、学术活动，甚至有科技机关的服务”。
朱幼文介绍，1997年，中国科协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如按照展厅占建筑面积的50%以上计算，当时全国300多座科技馆只有4家符合要求，有常设展览的也就十来家，有的即使有展厅也不用于科普展览，其原因是不赚钱，当时有媒体甚至批评这些地区的科技馆“不务正业”。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随着2002年《科普法》和2017年《全民科学素养行动计划纲要》的颁布，我国的科技类场馆尤其是科技馆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阶段。不过，这一阶段科技类场馆的数量并没有大幅增加。
“10多年来，科技馆仅从250多座增加到280座。”徐善衍介绍，一些小型的科技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热潮中逐步被淘汰或撤销。据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发布的2017版《中国科普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859个，其中科技馆280个。
这一时期的科普场馆地区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突出问题，已有的859个科普场馆中，东部地区的11个省份就有502座，而中西部地区20个省份8亿人口只有357座。截至目前，西藏、海南和甘肃地区仍没有省级综合型科技馆。
朱幼文介绍，到2017年，全国真正符合科技馆建设标准的、以科普展览教育功能为主的科技馆仅有36所。
此外，从人均拥有科技馆的数量来看，按859个科普类场馆计算，我国平均160万人才拥有一个场馆，发达国家平均为20万～40万人就拥有一个科普类场馆。
“近年来的统计显示，超过80%的人没有到过科技类场馆。”徐善衍说，这充分说明我国现有的科技类场馆仍不能满足需要。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刘立认为，我国科技类博物馆存在“两极”现象：一方面，很多科技类博物馆门可罗雀，处于闲置状态。如能将这些场馆运用先进理念、政策措施和丰富多彩的展教手段充分“激活”起来，就可大大提高科技场馆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类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如何保证这些改建、扩建或新建的科技馆充满活力，并能够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内容匮乏、形式单一仍是瓶颈
刘立曾考察过欧洲的很多科技馆。在采访中，刘立给记者看了许多他带孩子参观这些科技馆的照片，如参观柏林的德国技术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家科技博物馆、瑞士伯尔尼的爱因斯坦博物馆等。博物馆给孩子带来的快乐着实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我们参观过的国外科技类场馆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很多都是一家人一起去的。”刘立告诉记者。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这些场馆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它们给观众提供了大量动手的机会，有许多互动项目，而这正是国内许多科技类场馆所缺乏的。
王渝生在谈到中国的科技类场馆建设问题时也曾指出，特色少、利用率低、互动性差是目前中国的科技馆建设存在的三大问题。
“尽管各地科技类场馆的建设正在升温，但因设计和类型单一，科技场馆的利用率和审美观仍不容乐观。”王渝生说。
王渝生认为，如果科技场馆不设法增添个性和互动性，那么各地的科技场馆“建设热”最终将以缺少特色和浪费资源而告终。
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国内科技场馆界的关注。记者采访徐善衍时，他刚出差回京：“云南新建的博物馆请我去讨论内容建设的问题。”近来，徐善衍收到各地新建或扩建科技类场馆的邀请不在少数。
在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期间，徐善衍曾调研过国内众多的科技馆建设。徐善衍总结认为，科技馆建设过程中最难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内容建设。而内容建设永远存在有限的展示面积与众多的展示内容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
“现在的科技类场馆建设不缺理念，也不缺目标，每个省的建设方案拿出来，几乎都是要建‘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场馆。”徐善衍说，事实上，科技场馆要做到“最好”并不一定要体现在规模和展品数量上，而应有自己的特色。
今年9月16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将正式开馆迎宾，中国科技馆老馆将由北京市科协接管，改为“北京科学中心”，王渝生正积极参与北京科学中心的筹备工作。
对于北京科学中心的发展，王渝生已有想法：“北京科学中心将与新的中国科技馆在功能上进行错位，形成互补，将会更加凸显北京市的优势和特色，着重反映北京的前沿科学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成果。”
刘立则在一次北京科学中心建设的咨询会上提出建议，北京科学中心可考虑定位于打造国际上最大的低碳科技馆，树立中国首都努力走向低碳城市的崭新形象。
科学中心是未来发展方向
从英文上看，科技类场馆有三种说法：nature museum，science and technologymuseum，science center，译成中文即自然博物馆、科学技术馆和科学中心。
“这三种说法反映出科技馆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王渝生说。其中，博物馆是以收藏、展示和研究为重点，如我国的自然博物馆；科学技术馆的功能则是展示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典型的如德国的技术与工业博物馆；科学中心则是科学的原理和应用，增加了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探索性。
但三者并不是对立的，如中国科技馆，建立之初就是按照科学中心的理念来建设的。而即将开放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将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中心。事实上，上海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都是我国已建科学中心的典型。
记者曾在参观上海科技馆时发现，为了激发青少年的兴趣，上海科技馆内部展厅设计更趋多样化，如模仿洞穴环境的部分就配合了考古、古生物等内容的互动道具，而模仿飞机操控的道具则在宇宙场景中出现，各个场景间还设计了多种样式的联接通道，让穿梭在其中的人们不会感到厌倦。这些独特的设计也让上海科技馆每年的访问人数超过了100万。
“具有较强参与性、互动性及体验性和探索性的科学中心代表着科技馆发展的潮流。”王渝生认为。
徐善衍同样指出，科学中心将是未来科技类场馆的发展方向，“‘中心’就是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互动，甚至要增加科技咨询和讨论的功能，甚至把科技馆建成古罗马广场那样可以大家一起辩论的地方”。
“我有个愿望，未来的科技馆和现在科学中心的发展，要像人们进入商场、饭店满足物质需求一样，成为满足人们科学文化精神需求而自由进出的场所。”徐善衍说。
在谈到未来科技场馆的发展时，刘立则提出了一个新思路：聚集发展。他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国际上一些城市博物馆具有“扎堆”或“群落”现象，比如柏林的博物馆岛，那里坐落着好几家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的科技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借用经济学中的“聚集”（cluster）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他提出，我国博物馆包括科技馆的整体布局和区域建设，要充分考虑“聚集效应”。
公益性方向不应改变
2017年1月23日，中宣部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此消息亦引起了科技场馆界的关注，不少人都在猜测：科技类场馆作为公益性的科普场所，是否也将迎来免费开放的那一天？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王渝生认为，科技类场馆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一个重要科普阵地，因此一定要坚持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方向，虽然可以适当地收取门票，但不是长久之计。基本保持科技馆运行的费用一定要由国家投资。
徐善衍同样指出：“科技馆作为国家典型的公益性单位的性质不能变，科技馆的基本运转经费应当稳定不变地得到政府支持。”
据有关调查，我国已有的科技类场馆中很大一部分是事业单位性质，而且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痕迹，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心理。
徐善衍说：“财政包干的支持，如果管理不善，就容易使单位从职工到管理者，无竞争之忧、无生存之危。”因此，他建议，根据现有的科技类场馆建设标准，尽快设立科技类场馆的内容标准，加强对科技类场馆的考核。
对于科技类场馆的收费问题，采访对象均表示可以适当收取门票。
“作为科技馆的建设和长期工作者，我觉得可适当收点费用，设点门槛，比如5元或10元，让想来参观的人承受得起，也可以避免一些人不是为参观而来，而是将科技馆当做一种休闲场所。”徐善衍说，甚至可以参照国外的管理，争取基金会和企业的赞助。
徐善衍介绍，按照国际惯例，科技类场馆每年的淘汰率应达到5%～10%。据有关专家估算，科技馆每年的运行费用大约是其建设费用的1/10。财政支持往往难以满足科技馆运营管理的全部需求，需要门票等其他收入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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