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四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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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的四个特征

中高速

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优结构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新动力

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多挑战

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寄予了在改革深水区探索前行的厚望。

8月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一文归纳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关于这4个关键词，8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曾刊发特别报道《新常态，新在哪？》，援引专家观点，加以系统阐释。

——中高速。

“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

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中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5年期间下调至4.15%。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分析，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

——优结构。

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全面变化。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王一鸣说。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

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15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

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

——新动力。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998年至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5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

——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楼市风险成为关注的焦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比上年同期）下降6%，销售额下降6.7%，截至7月底，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情形，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

不仅是楼市风险，今年以来，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如何“积极适应”前述人民日报“归纳”的新常态？

《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一文提出了两大对策：

——一是冷静理性，不急不躁，顺势而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放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轻易不搞强刺激，不踩大油门；同时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力求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既不过速，也不失速。

——二是积极主动，开拓创新，尽力而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关于“以改革开路”的提法引发期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三季度以来，中国各项经济指标企稳回升，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基础；而反腐倡廉的阶段性胜利，也为改革凝聚了共识、清除了障碍；更为关键的是，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年，各项任务都相当紧迫。“这三方面因素，让中国具备了在下半年继续推行强力改革的政治基础。”

改革，这也是“优结构”的要求。

“新常态下，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更为迫切，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补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等体制机制‘短板’。”8月5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一文说，“全面改革”，正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新动力”。

此前的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进改革，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加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尽快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

“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

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8月6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一文，这样阐释“动力”。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以及经济学家林采宜在内，其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均提出，新常态的一大重点就是改革，其中国企改革尤为关键。

“混合所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改革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上市国企全部都已是混合所有制。而是要建立国企约束机制。”林采宜说，“2015年年末，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资产总额达104万亿元，但国企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4.43%，远低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新一轮国企改革一方面要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另一方面要改革国企治理结构，按照市场化原则选聘经营团队，硬化国企高管的业绩约束。”

马骏也提到，要引入市场化的国企经理人选拔机制，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新机制，比如推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一些国企违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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