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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必读的案例
王昕先生推荐企业管理者必读案例
谈到团队管理 ，企业家们各自都有独到的见解。毫无疑问，巨人史玉柱的团队管理方式在管理界堪称一绝。史玉柱的巨人网络于2015 年11 月初赴美上市，成为国内首家登陆纽交所的网络公司；距此三个多月前，郭广昌旗下内地最大的综合民企复星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
史、郭二位，前者是擅长实操、性情偏执孤僻、几经坎坷沉浮的“ 著名失败者” ，后者是深谙资本、理性激-情兼具、走多元化之路的“ 常胜” 。如果仅就个人奋斗轨迹将他俩并列比较，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
不过真正的价值恐怕在于，多年以来，此二人叱咤于风云多变的商业江湖中，追随他们的骨干人马，都是一支极具凝聚力、异常稳定的核心队伍—— 在巨人，史玉柱负债不能露面时，是他的“ 四个火枪手” 在撑着；在复星，郭广昌为首的“ 五剑客” 更是始终如一。两位明显“ 道不同” 的创业英豪可谓殊途同归。
事实上，“ 分家” 对于中国创业者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算是希望集团刘永行、刘永好等四位亲兄弟，最终也在事业做大后分道扬镳，拆分为四个独立集团。对于史、郭这样罕见的个案，难道会仅仅是“ 幸运” 的结果?
王昕点评： 很多时候，分家者们不是采用编着一套自己听着都离谱的华丽的借口说分家是多么顺应时势，就是闷声不吭，至于是否发财，就只有自己知道了，反正成功者极少倒是众所周知的现实。
这是值得探询的。现在我们通过重新呈现和分析史玉柱是如何管理团队，如何通过“ 理才” 生财来成就一番商界霸业，以此给人们带来一些启示。
“ 长官” 史玉柱
外界常常用“ 沉浮” 、“ 动荡” 来形容对史玉柱团队的印象，但谁也不能否认其“ 嫡系” 十分稳固。陈国、费拥军、刘伟和程晨被称为史玉柱的“ 四个火枪手” ，史在二次创业初期，身边人很长一段时间没领到一分钱工资，但这四人始终不离不弃，一直追随左右。
王昕点评： 这是一件最令人艳慕的事情，但是只看结果，不顾行动，便暴露了既贪婪且愚蠢的本性。
按刘伟的介绍，尽管经历了巨人公司数年的停业，但脑白金分公司的经理有一半都是最初跟随史玉柱起家的人马，这些人在脑白金已工作六七年，而脑白金和征途的多数副总更是早在1992 至1994 年期间便是巨人公司的员工。
人们的疑惑在于，史玉柱，这位出身于技术而又近乎偏执的领导者，何以在“ 巨人” 倒下之时，整个团队二十余人几乎都没有离开他，却追随他蛰伏了数年而后东山再起? 从最早的计算机产品到保健品，再到现在的网游，几乎是同一帮人马在策划运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批人才聚集在这个鬼才身边?
王昕点评： 是呀，但又有几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作为史玉柱“ 新嫡系” 的征途项目负责人纪学锋，是史玉柱成立征途公司时挖来的第一批网游骨干之一，对此他的看法是：“ 公司各方面都很开明公平，只要有实力，就会有机会。在管理上不会拘泥于太多的规则，大家做事的时候拼命做，小事则不拘泥于细节，整个过程能够让人实现个人价值。很多企业包括外企规则管理，但把人管得太死。” 巨人大厦失败后，对于怎样维系团队的奋斗向上、保证企业的向前发展，史玉柱的做法是：不定目标，缜密论证，步步推进，一咬到底。这一习惯，贯穿着征途两年多的发展轨迹。
王昕点评： 企业文化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的，有的公司谦虚的说，我们没有文化，这是错误的，只是你的文化很差罢了，至于觉得文化可要可不要的企业家或管理者们，更是愚蠢了，比如公司中喜欢博弈，与合伙人博弈，与员工博弈，这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不诚实的文化。
脑白金2001 年销量突破了13 亿，史玉柱随即授权大学时睡在他上铺、时任上海健特总经理的陈国打理日常事务。翌年，陈国发生车祸。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史玉柱正在兰州开会，撂下电话后连夜飞回上海，赶到医院时陈国已奄奄一息。和巨人的倒掉相比，这件事对于史玉柱的打击同样巨大，公司把所有业务全都停掉专门处理陈的后事。史玉柱在后来回忆时表示，那是一种“ 断臂之痛” 。从此，史玉柱对车要求很高，“ 坐SUV 为主，另外加了一条规定，干部离开上海禁止自己驾车” ，他和公司高层每年清明都要去给陈国扫墓。
王昕点评： 将所有的生意放下，只为一个人，确实‘损失了许多’，但是得到的又何尝不是更加无法计算的呢，这就是得与失的问题，很多企业家与高管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没有体会，因为他/ 她们从没有实行过，所以也就体会不到收获了。
说‘以人为本’的企业与领导太多了，但是表现却是大部分让人失望的口头功夫。
在大仁义面前，说精明似乎龌龊。反过来，有大仁义的人注定不会吃亏，我在孟尝君千金买义的典故所反应的正是这个道理。
史没有在陈国去世后重新接管脑白金，而是将担子交给了文秘出身的刘伟。“ 刘伟做上海健特副总，她分管那一块，花钱就是比别人少很多。” 史玉柱说，“ 跟了我十几年，没在经济上犯过一回错，我自然非常相信她。” 刘伟表示，自己虽然能叫出这三百多个县、市、省办事处经理的名字，但具体管理还需要史玉柱提供思想和方法。
早期，珠海巨人的时候，史玉柱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后来他渐渐明白：“ 大多数员工的使命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虽然军人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义务，但员工没有对老板效忠的义务。” 他有时甚至使用着极端的管理方式，比如脑白金战役时，员工们疯狂地工作、疯狂地加班，史玉柱经常会在员工加班的时候动不动就发上几千元的奖金，让人惊喜不已。
王昕点评：
我们对客户的需求可以吃喝嫖赌全方位的伺候着，因为觉得那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对于员工觉得是底下人，不必在意，或是根本没有用心想，岂不知，创造了大量财富养着你的人正是这些被忽略的人。你的财富与社会定格了爬不上的真实原因正是这些被你长期忽略的人们觉得没有必要让你再升上去了，而非其他种种花里胡哨的原因。
不要用你的感受来替代员工的感觉，每日坐奔驰、宝马上下班的你没有体验是无法感受员工对交通便利与成本的真实想法的。
史玉柱力求让每一个员工明白，评价做事的成果“ 最终凭的是功劳而不是苦劳” 。公司只有一个考核标准，就是量化的结果。正是以结果论英雄，他才锻就了一个强有力的队伍。不过，如何在保证结果的同时，保证管理的人性，史玉柱的一个管理思路就是：制度无情，人有情。“ 老板是刀子嘴豆腐心，骂人归骂人，不会夹杂其它。并且，老板做错了也会自我检讨。”
王昕点评：
制度也好，体制也好，文化也好，理论得有，实际也得有，即公司与企业家们的兑现能力如何，我们不能总是要求员工对工作的结果如何如何，最后一个环节恰恰是企业家、高管们关于的兑现执行情况。这一环节直接影响企业下一步的表现是上升、下降或是保持原状。
他用人的一个原则是“ 坚决不用空降兵，只提拔内部系统培养的人” 。他认定的理由是，内部人员毕竟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更到位，并且执行力相对更有保障。对于一个商业模式定型、管理到位的企业来说，执行的保障比创造的超越更为重要。从这个方面来讲，史玉柱是个典型且极端的实用主义者。
在中国，以亲情文化和家长式管理为纲的企业并不在少数。家长式或长官式管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非理性领导。在检讨巨人集团失败的教训时，史玉柱曾表示，原来公司董事会是个空壳，决策就是由自己一人说了算，认识到了“ 决策权过度集中危险很大” 。
今天，这位自诩为“ 著名的失败者” 的成功者似乎已经洗心革面，他说：“ 孤行专断是不会了，现在不管有什么不同想法，我都会充分尊重手下人的意见。” 由此，他成立了七人投资委员会，任何一个项目，只要赞成票不过半数就一定放弃，否决率高达三分之二。
管理者必读的案例
迅速破产的“金庸去世”谣言是所有公共管理者的必读案例#e#昨天晚间8点，新浪突然出现一条“金庸去世”的微博。与今年6月金庸首次“被去世”的谣言相比，这一次时间精确到分，还有听起来像模像样的医院，一时间这条微博被疯狂转发成千上万次,有媒体甚至迅速安排了悼念专刊版面，题目都已经拟好大哭江湖。
不过这条谣言的生命只有不到一小时，就被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微博宣布“死刑”（本报今日A33版）。
谣言到此为止，但思考不能到此为止。撇开对造谣者品德的唾弃，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中了应对谣言正反经验的例子。短短的1小时不到，充分展示了一个完美的谣言形成、传播到灭亡的模型。
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金庸去世”这样蛊惑力很强的谣言，能在一小时不到的时间内迅速“自净”？为什么类似“周老虎”、“躲猫猫”、“喝水死”，包括最近几起重大事故的伤亡数字等等，在辟谣的过程中民间和官方都付出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澄清谣言，或者至今都无法把所谓的“谣言”涤荡干净？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网络、微博一直就有人称之为“谣言的温床”，但这起谣言中，微博给我们留下的却是“辟谣先锋”的美好印象？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任何谣言，都有产生传播破灭三个阶段。在更多的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谣言始终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循环。
“权威失声”似乎是最容易提出的理由，但情况也最复杂。我们看到，在很多时间中，公权力并非没有站出来辟谣，如果他们的辟谣具有确凿的事实根据，那么谣言会直接破灭。而我们看到的辟谣却往往是简单的几个字：“传言不实”。为什么不实？哪里不实？语焉不详。这种“发声”，其实根本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更高层次的“失声”。一边是“有鼻子有眼”的传言，另一边却是无骨头无肉的“传言不实”。在不需要别人指导我们思考的年代，你选择相信谁？“金庸去世”的谣言中，闾丘露薇的辟谣拿出了事实：一，金庸3天前还在公众场合出现；二，所谓“玛利亚医院”不存在。这才是基于事实的辟谣，令人信服。随即，博友们的辟谣也纷纷跟上，香港媒体人士说接通了金庸的电话，谣言中把金庸生日弄错，“玛利亚医院”还有传出过“陈冠希被黑道追杀、关之琳下-体取乒乓球”谣言的“前科”……无一不是具体的“事实辟谣”。
另一个问题其实应该先讲，就是公权力是否有公信力？也就是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权威”？
这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但在“周老虎”、“躲猫猫”等事件后，却发酵成了大问题。我们在类似公共“真-相”事件的纠缠中付出的巨大成本，其实都花在了一件事情上：修复公信力。既然是“修”，就要问是如何“坏掉”的。答案已经被“狼来了”的故事诠释入骨。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公权力倒也未必是本身“坏掉”了，而是行使它的“人”坏掉了。公权力的公信力丧失，归根到底是公权力中掺入了“私利”，这个东西可能是具体的“政绩”利益，也可能是“遮羞”的需要，更可能是责任者掩盖真-相的罪恶需求。“私利”犹如一个负乘数，把公信力迅速扯向带负号的深渊。而在“金庸去世”事件中，由于微博这个话语空间里不存在上述私利，所以天然地避免了这一陷阱。
“拒绝求证”是另一个可怕的失误。出于天然“遮羞”倾向，部分公权人士是拒绝让公众一起参与“求证”的。在他们看来，民智未开：我告诉你是假的就行了，假在哪里我都懒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且荒谬的做法。说荒谬，是因为你把大家都当傻瓜，说危险，是因为这一点本来也只是“智商优越感”而已，却经常被某些人恶意应用来保护自己的私利，代价就是公信力进一步丧失。如是的恶性死循环。
“拒绝求证”更是失去了“钉死”谣言的机会。我们知道，谣言只能用谣言去证明。“上海大火”中有个经典的案例：据称出事公司老总和区领导有“夫妻关系”。由于某一阶段官方拒绝让人求证，结果此说传播甚广，直到现在还零星存在。而民间其实早已求证出此为谣言，方法很简单：老总和领导，都是男的。这么简单却迟迟不见官方采用，实在难以理解。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远比上一个问题简单，却也比上一个问题更有示范意义：在一个开放的参与空间里，谣言没有生存土壤。
微博形成了一个容量巨大甚至无上限的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以共同的地位和身份发布言论。在这个空间里，不可否认的是首先产生的会是大量的谣言。影响力小的谣言或许无人证伪，但也因为传播力太差而形不成危害。类似“金庸去世”这等重量级的谣言，在一个公共话语空间里，传播力是不可能差的。这也就在某些人心目中形成了“网络是谣言温床”的看法。
这个看法，并不能说是完全错的。但是，“金庸去世”的谣言从传播到破灭还不足一小时，也充分证明了网络具有无比强大的“自净”功能。“自净”的前提，就是尽可能多的参与，平等的参与。当话语空间中的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地位的时候，真-相不出来都不行。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就是这个道理。在“金庸去世”的事件中，甚至造谣源头直接的当事人都无处可遁。
我们要相信，大多数人是理性的，追求真-相的。在公共话语空间中，造谣者是被唾弃的。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参与，邪是压不过正的。事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在微博上提出，所有造谣、传播谣言的人，都应该被取消认证身份，或者加上一个额外的“曾参与造谣”的标记。这已经是一种自觉的“自治”，在这样的压力下，造谣者在谣言传出后会如芒刺在背般惶惶不可终日。
有人在总结这起谣言事件时说，怀疑谣言制造者是故意做一场“微博辟谣实验”，所以才在原始谣言中留下了破绽。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个实验的动机我们表示反对，但实验的结果却是让人鼓舞的：原来击碎谣言，消除误解，根本不需要过大的成本，根本不需要旷日持久的对峙，只需要放开空间，让大家公开地去说！
微博在我们这里，还只有一年的历史，但就这短短的一年，它已经自我完成了巨大的理性发展，完整地具备了“自净+自治”的功能。而“自净+自治”，最终的结果是邪不胜正，是提高了谣言辨别的水平，是提高了网民的公民素质，是减少了公共管理的成本。我们孜孜以求的公民社会，不就是这样的模型吗？网络上的这一次试点，对现实社会，不也是一种巨大的启示吗？
阳光语言权下，不到一小时就破产的“金庸去世”谣言，是现实公共管理者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管理样本，值得放在案头好好研究，值得在今后发生的每一起“真-相”事件中，作为处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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