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机遇与风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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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机遇与风险新

近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方案终于露出真容。根据官方文件，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目前，已有60多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战略表达积极态度。

“一带一路”将走向世界的何方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现实的必然。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都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实现结构转型，保证亚洲发展稳增长，成为亚洲各国共识。“一带一路”战略，则有望为亚洲经济注入新活力。

据权威机构预测，亚洲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至少存在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这让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民生改善不足。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积累下来的资本、技术、装备等优势，则让中国完全有“走出去”的能力。中国带头筹建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融资保障，也充分展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和责任。

从经济层面而言，“一带一路”战略将改善沿线国家公路、铁路、港口、油管、桥梁、输电网路、光缆传输等基础设施。同时，该战略还将提升沿线国家在投资贸易、文化教育、旅游购物、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往来，实现经济共荣，文明共生。不容忽视的是，创造力不高是亚洲国家通病。而“一带一路”将为亚洲国家提供利用亚洲资源、亚洲智慧提升亚洲创造力的一个契机。这是保障亚洲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也是提升亚洲在世界话语权的根本。

从安全层面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中东、非洲的一些国家中，高失业率，高贫困率，让越来越多民众走上极端主义之路，已成为该地区社会动-乱一大源头，并对全球其他贫困国家造成“溢出效应”。“一带一路”战略辐射面广，受益面

众，能在增加收入、提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这对亚洲乃至世界安全是个利好消息。

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还将通过互联互通、深度合作，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并形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安危与共、祸福相依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和平化解领土争端，不啻于亚洲和平稳定的“助推器”。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通过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深化市场合作，进而提升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21万亿的世界最长经济走廊的繁荣发展。“一带一路”串联起的亚、欧、非经济圈，依靠其包容开放原则，凭借其巨大市场和庞大商机，定会吸引全球各国接踵而来。有理由相信，这将增强对全球经济波动的免疫力，并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

然而，对于这一造福亚、非、欧乃至世界的战略，一些西方国家心存疑虑或心有不解。美国更看成挑战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象征。但正如中国副汪洋所说，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只是出于现实和责任需要，采取的一种利己利他的双赢发展模式。但不可否认，相较美国主导的“富人俱乐部”式的经济秩序，“一带一路”客观上反映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注定在全球产生一定影响力。这将一定程度改变世界经济秩序，也将有意无意促使美国调整思维，以“平等相待”的心态参与国际事物。

“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与风险

但是，当前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进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

在政治安全领域，目前正在欧洲和中东愈演愈烈的一些争端，本质上都涉及到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重构和政治边界重划的问题。美国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正常化”，本质上涉及二战后东亚战后秩序调整和重构。

在经济领域，国际货币汇率复杂波动、石油价格持续下挫等重大变化，本质上都涉及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结构性重组，并由此牵动全球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本

流动结构发生变化。当前，美等各大国纷纷加大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和投入。“一带一路”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两大全球性机遇：一是以结构调整为推动力的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机遇。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的双重挑战，因此把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联结点放在增加定向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上，近年来纷纷推出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规划。这为我与沿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平台。二是以解决FTA(自由贸易协定)碎片化为推动力的自贸区整合机遇。目前，全球各类区域性FTA已达583个，但真正开始实施的只有277个，不足一半。企业实际利用FTA的比率普遍不高。提高FTA的利用率和整合碎片化的FTA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迫切愿望。这种需求是我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抓手。整合沿路沿线现存的各种FTA，将有助于我从战略高度出发，打造新型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规则和体制。 “一带一路”也面临两大战略风险：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沿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为此。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我高度重视。二是国际金融风险。今年美联储将开始逐步退出量宽，而欧洲和日本央行则在扩大量宽。这将加剧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不定。此外，全球债务规模的膨胀速度远高于全球GDP增速。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须对合作对象逐一具体分析，防范汇率波动和债务风险冲击我战略大局。

此外，还有中国的债务负担问题。根据麦肯锡的估算，金融危机后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翻了四倍，2017年中期，中国的债务负担巨大，占到GDP的282%，其中包括政府债务、银行债务、公司债务和家庭债务。这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此背景下，通过‘一带一路’我们可以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看上去前景很光明，但是代价也可能会非常大，头脑还是应该冷静一些。”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会期间接受财经网记者专访时,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债务风险的担忧：“据我所知，各省市跟‘一带一路’有关的项目如果都批准需要花掉104万亿的资金，其中很多项目都在国内，需要人民币借款才能把这些项目做下去，104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1.5倍左右，这样中国的总体负债至少会上升到GDP的4倍左右。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负债水平会有这么高。

陈志武同时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较好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2017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至个位数，创23年新低。去年四季度土地出让收入大减逾两成。“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原来可以通过财政去补坏账的窟窿，现在政府在财政方面处理坏账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逐渐加大，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总负债如果继续大幅上升，呆坏账很容易变成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

因此，陈志武最后强调并发出警示：随着“一带一路”的向前推进，债务风险会进一步积累到一个新高度，这个时候应该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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