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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赵君、刘涛 在农村发展这个问题上，国家一直在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多予、少取、放活”到“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再到《决定》中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的指导思想，国家一直在关注农民增收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农民增收依然困难重重，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一、税费改革带来的增收难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完善，国家开始采取“以工补农”的政策：实行粮食直补、降低和取消农业税费，使得农民的处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村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好局面。时过境迁，几年后我们发现农民增收的空间是仍非常有限，“谷贱伤农”的局面屡次出现，甚至出现了“农田丢荒严重，政府须予重视”的呼吁[2]。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制度变革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及其造成的意外后果。俗话说：兴一利必生一弊，取消农业费税通过减负来增收，虽然既可以减轻了农民负担，又能够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产生诸多弊端，其致使基层政府资源短缺，被-迫精简机构。导致地方基层组织难以有效运转，不能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民负担重新反弹。取消农业税使得在农民增收和减负空间都十分有限，这种情形下，国家再考虑增加农民收入就落实到资源投入上。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其实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首先由于转移经费漏洞太大，“瞄准率”太低，效果并不明显；其次，最为关键的是公共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错位，部门就可能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通过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等方式投入虽可以直接解决农民的货币需求，增加农民的收益。但是这种增收的比重是微弱的，根本不能解决农民为孩子的结婚、教育以及自己养老的巨大开支。此外，农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也在弱化，农民将更加“原子化”，村庄的人情味越来越淡。这极大降低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合作性，在北方尤其体现在高成本的小水利设施盛行，农民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直接降低了他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中国乡村虽然并不完全是“被土地束缚的乡村”，但是毕竟中国还有9亿农民，有无数的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积极的发展战略、快速的制度变革必会破坏其已然形成的结构。
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上，体制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加之变革又在混乱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团体必然会有意无意的抑制处于底层农民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缺失是一直影响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话语权，主要是指农民在政策的知情权、发展的决策权、管理的参与权、利益分配的监督权和公平的诉求权等五个方面，充分、真实、公开地表达自己意志和想法的权利。农民话语权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但由于压力型体制中主要以政绩为主的评价机制严重压制了农民的话语权。尤其在一些富民政策中，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以农民需求为本位，而是以政绩取得的多少为意志。如对大棚蔬菜、烟草种植、果园扩建等“诱民致富”的政策实施中多强行摊派任务，根本不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致使政策变形走样，实施的结果就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由于不注重征求农民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诉求，使得新农村建设偏离了中央要求，甚至有的地方通过非法圈占土地搞开发，滥建示范园区，结果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资金，造成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生活依靠。很多农民不满地方政府的做法去反映问题，但是由于农民话语权缺乏保障，改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压缩农民参与空间，使得下情上达存在严重的阻塞，问题严重的地方甚至引发了诸多群体性事件。
除了变革对农民话语权的制约外，市场机制也在侵蚀农民的话语权，无论是作为弱势的农民还是符号化的农民工，都没有足够的可以与市场上其他阶层谈判的能力。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粮食价格的担忧，粮价的微小波动都会对农民造成极大负担，从今年的经验来看，一旦市场控制了粮价，就很容易下跌。而农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这使得农民苦不堪言。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各级政府也很重视稳定农资价格，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农资价格上涨过快，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在市场中话语权过弱。农民话语权很大的国家，几乎很少存在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的情况。如日本，就是靠农协来增加农民的话语权。日本农协组合作为农业产业化经
营中的“龙头企业”，不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还为社员销售农产品、购买生产资料、仓储和加工服务、进行质量管理和市场谈判等。日本农民组织化程度高，农协掌握了70％的农资销售渠道，因此农资的价格由农协决定，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话语权的增强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农民增收的出路
其实各国的历史都存在相似性，都经历百般挫折才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只是中国由于工业化的积累，使得农村起步较晚。于是在工业体系完备后，国家开始全力发展农业，各种现代性因素也随着乡村社会的打开而进入，当前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迁。农民的消费水平开始附着于全国性市场体系，消费开支和消费欲望都在增长。但是农民的收入依然薄弱，根本难以应对快速增高的消费水平。因此，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持续高涨的同时，使仍占64％的农业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这是个既现实又极有战略性的问题。针对两大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首先，当前改革引发的农村发展困境需要极力改善，这种困境是转型国家难以避免的，然而对于市场对农民的种种侵蚀，国家还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从治理结构上完善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国家支持不要仅仅以资金补贴到户或者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因为资金转移到户只是增加了农民个体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对农民来说非常少。转移支付虽然可以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但是难以避免基层政府的截留。因此最为根本的还是需要考虑服务型政府的建立，真正的改变政府“守夜人”与“撞钟者”的角色。这里，乡镇政府并不再仅仅扮演一个消极无为的消极行政者的角色，而要承担起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发动者、组织者和服务者的功能，如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给农民提供一定分额的资金作为基金，循序渐进地开展各种自助活动，等等。
其次，需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一事一议等制度建设，在村民选举和公共品供给上真正可以使农民自主表达意见。在农民-意愿能够充分表达的同时，使村庄干部可以代表农民的意愿，在各项政策的落实中以农民的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促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此外，要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强化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的权利可以得到畅通表达。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在土地开发、市场交易中受到的不必要侵害。
最后，落实这些策略的根本就是要使农民具有话语权，要增强农民的这种表达权利仅靠制度完善还不够。历史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才有真正的力量，农民组织起来也是让农民拥有话语权的最有效办法。组织农民就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树立起“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帮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种传统的村社组织资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例如开办乡村老年人协会、加强文化建设等方式增强村民的连接性、合作性，以组织本身的努力来增进成员的利益，通过合作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效益。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市场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农民的话语权才可以切实的保证，农民增收的目标才可以在局促的空间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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