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

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把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统一的全球体系之中，同时带来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在全球化的不断冲击下，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改变，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威胁到非传统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威胁，国-家-安-全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全球化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使国-家-安-全从内容到范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安-全观由传统的单方面的军事安全转向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安全为一体的综合安全观，国-家-安-全不但包括物质方面的“硬力量”，而且包括精神方面的“软力量”，意识形态对国-家-安-全的意义日显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面上是趋于缓和了，实质上则是在缓和的背后更加意识形态化了。某些西方大国非但没有放弃意识形态对外输出，反而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全球各种传媒和网络的垄断性经营，以更强烈、更隐蔽的方式加强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因此，要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严峻挑战，不仅要顾及传统的军事安全，更要深刻把握各种非传统安全及国际安全 1

环境的变迁发展，才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国家的最大安全。为此，党的十六届六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一、意识形态与军事安全

从古自今，国家军事安全都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人类历史表明，自国家产生以来，国与国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领土扩张、资源掠夺、弱肉强食的历史，战争被认为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因此，在战争年代，国家军事安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冷战”后，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但是世界也并非风平浪静，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并没有小染退出历史舞台。任何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安全的保障。

中国牧田十分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但是中国面临的不和-谐因素却仍然很多。国内方面，中国面临着台湾问题和“藏-独”、“疆-独”等问题；国际方面，东亚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打过角逐最为激烈、存在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此 2

外，美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其军费开支每两年都以逾千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其国防报告高度重视军事安全；俄罗斯在美国的反恐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也积极加大军事建设力度；日本则以朝鲜导弹威胁和“中国威胁论”为借口积极加快军事建设步伐。

当今世界，新的安全关系格局正在形成，在逐渐显现出的新安全观中，人们在思量“军事安全”保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纳入新的安全考虑中。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国-家-安-全，国家军事安全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只要国家存在，军事安全就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依靠军事理疗；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安全保障。因此，涛涛影响国家军事安全的因素及这些因素起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诠释来影响国家军事安全观的形成，二国家军事安全观则指导着国家维护军事安全的行为和方式，维护国家军事安全的战略、行为和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安全。以“中国威胁论”为例。

“中国威胁论”的核心部分是军事威胁论，而突出军事威胁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国防部每年发表的中国-军力报

告带头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美国国防部分别于2015年7月19日荷2015年5月23日两次抛出中国-军力报告，声称日益现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对亚洲地区的美军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构成威胁。金穗气候的是2015年12月22日，日本政界要人麻生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然宣称“中国谢谢轮”，紧接着日本政府出台“新防卫大纲”，第一次把“中国威胁论”字样列入光放文件中。相继地，美日还突出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如“政治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地缘政治威胁论”、“社会文化威胁论”等。

将目前中国的军费开支、军备水平、国防政策和对外政策同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相比，中国的军事发展没有给这些国家造成任何军事威胁，反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朝核危机、台湾问题、国际反恐、国际反核扩散和东南亚地区的还小救援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看，中国式一个负责任的打过，是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的一致重要力量，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缺乏事实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威胁论还能在国外被反-华势力吵得沸沸扬扬，甚至能够混淆视听，一致在劝其范围内有一定的市场？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社会制度、价值观方面的不同，导致意识形态截然不同。西方的一些正科、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冷战”是以西方

的胜利而结束的，是社会主义历史的中介，世界各国最终都会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道路，预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会在全球取得胜利。然而，实施与预言恰恰相反，“冷战”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没有中介，反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日趋增强，国际影响与日俱增，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致重要力量。这是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他们仍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认为他们的国家价值准则收到了威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他们认为只要中国国防增强，他们的国家利益就收到了损害，其军事上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他们只有采取对华敌视的态度，不遗余力地鼓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来共计、筹划、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提出新的军事报告，做出新军事部署，提高军费开支。

美国在高寒中国-军事威胁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建立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关系，力图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的“北约”，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和保卫，防范中国的发展。日本、印度的右翼势力则是打折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幌子走上军事打过的道路，妄图进一步建立地区霸权。类似这些行为的动机，无非是要削弱中国的军事防御力量，遏制中国的发展，并依此为借口提高自身军事进攻和防御能力，构筑所谓的国家军事安全，依此来维护期所谓的国家利益，扩散其意识形态。

可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与评价体系，通过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和解释，指导者国家的队内和对外行为。国家军事安全观，即关于国家军事安全的根本和总的看法和判断，必然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因此，意识形态无疑是影响国家军事安全的独立变量或独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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